7．伊斯蘭傳教與受害者情結

在進一步討論之前，我們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伊斯蘭傳教（dawa）中穆斯林群體（烏瑪，umma）的核心概念。在第三章末尾，我們說過，穆斯林群體的概念最近經歷了重大復興。它是伊斯蘭化的驅動力。穆斯林群體是一個具有共同價值觀的社群。它表達了一種超越宗派差異和穆斯林之間距離的群體意識（感受到的整體性）。作為信奉真主及其先知的社群，穆斯林群體尋求生活在認主獨一（tawhid）-也就是真主的獨一性（oneness）-的原則下，因此，穆斯林群體也是認主獨一的政治性和社會性體現。伊斯蘭的危機時期只會增強穆斯林群體的重要性以及人們對它的基本忠誠。在這方面，需要強調伊斯蘭爭取統治世界過程中的另一個必不可少的方面：由來已久的伊斯蘭受害者傾向。

穆斯林群體與受害者情結

伊斯蘭主義者經常利用穆斯林群體的原則在西方和其他地方培養一種受害者綜合征。它將穆斯林占少數國家的穆斯林描繪成脆弱無助四面楚歌的受害者。通過這樣做，它呼籲進行「解放鬥爭」，尋求獲得政治左派的同情，類似於二十世紀期間許多國家的共產主義叛亂。穆斯林群體利用西方國家中意識到的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和歧視作為有力的工具來推進其伊斯蘭傳教議程。

在殖民統治下，伊斯蘭教法（sharia）在大多數穆斯林國家處於休眠狀態；只有穆斯林家庭法得以保留。殖民時代的終結帶來了民族主義的興起，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一度團結在一起，支持世俗化的道路。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後，這種情況發生了逆轉，當時伊斯蘭主義者逐級晉升成為爭奪整個中東地區權力的有力競爭者，對基督教和其他少數群體以及民主價值觀和世俗領域的想法表現出強烈的敵意。為了掩飾他們的暴政野心，伊斯蘭主義者將自己描繪成「世人的替罪羊」或「受壓迫者」，以博得遠方無知人群的同情和支持。當右翼狂熱分子在某個地方對穆斯林進行毫無意義的襲擊，或者當另一次隨機無人機襲擊殺死中東無辜平民時，這種「受壓迫者」的概念就得到了強化。盡管如此，這種作為受壓迫者的意識促使穆斯林國家或地區對基督徒和其他非穆斯林進行隨機反擊。所有這些都解釋了為什麼中東的阿拉伯之春轉變為黎凡特和非洲內陸深處基督徒的伊斯蘭寒冬。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伊斯蘭的復興強烈地影響了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社群，隨著伊斯蘭傳教、伊斯蘭教法和聖戰越來越普及，成千上萬的普通穆斯林深受其害。西方主要民主國家（如法國、英國和美國）日益增長的不穩定性助長了這一切。伊斯蘭主義者將此視為穆斯林群體與西方之間的一種文明衝突，前者取得了勝利。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tb）和莫納·法德勒（Mona Abul-Fadl）等作家甚至在撒母耳·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1996年出版的著名著作中預見了這一文明衝突的到來。在穆斯林心目中，事情很簡單：太陽在東方穆斯林群體冉冉升起，但對曾經強大的西方來說卻正詭異地日薄西山。

就像麥地那的穆罕默德一樣，穆斯林現在必須重拾自信。盡管20世紀80年代穆斯林國家之間的許多的多國會議（西方基本未注意到）都聚焦於「弱勢的」穆斯林群體，但新世紀迎來了一個新時代的開啟。伊斯蘭化被作為解決方案引入，而沙特阿拉伯—擁有嚴格的瓦哈比派（Wahhabi）伊斯蘭和巨大的石油財富-被賦予責任在伊斯蘭復興中發揮關鍵作用。在這一切之中，受害者情結（victimhood syndrome）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沒有它，伊斯蘭主義者將無法證明自己的議程是合理的，也無法指望從左翼或右翼的易受騙的西方人那裡獲得支持。

然而，我們不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受害者情結最初是由伊斯蘭先知本人構想並巧妙運用的。澳大利亞學者馬克·杜里（Mark Durie）在他的著作《第三種選擇》（The Third Choice）中明確闡述了這一點，他講述了穆罕默德時代伊斯蘭早期傳播的故事。【1】從他在麥加第一次「獲得降示」到632年在麥地那去世的23年間，穆罕默德對他的阿拉伯同胞、然後是對猶太人、最後是對基督徒的態度經歷了蛻變。

穆罕默德從小就是孤兒，由叔叔阿布·塔利卜（Abu Talib）照顧，當他開始宣揚伊斯蘭時，由於遭到他的家鄉古萊什人（Quaraysh）和他自己家族的反對，他經歷了自我懷疑和自我拒絕的時期。他的第一批擁躉是他的第一任妻子赫蒂徹（Khadijah）和另一位叔叔哈姆扎（Hamza）。每當他被疑惑所困擾時，他都會從他們那裡得到安慰，甚至天使吉卜利里（Gabriel）（加百列）又一次降示，肯定了他的呼召和信念，所有這些都成為了古蘭經的一部分。因此，根據他最早的傳記作者伊本·伊斯哈格（Ibn Ishaq）的說法，當穆罕默德還在麥加時，他開始盤算用刀劍（暴力）對付那些拒絕他的人。事實上，古蘭經中為暴力辯護的經文是在穆罕默德倖免於難地逃離麥加時降示的，古蘭經22：39-40說：

被進攻者，已獲得反抗的許可，因為他們是受壓迫的。真主對於援助他們，確是全能的。他們被逐出故鄉，只因他們常說：「我們的主是真主。」

換句話說，正是在麥加遭受拒絕的嚴峻考驗下，這個小穆斯林社群才下定決心通過暴力來推進。用伊斯蘭的術語來說，那些站在穆斯林群體一邊的人就是贏家，而那些不站在穆斯林群體一邊的人就是輸家。

在這方面，把握好「迫害」（fitna）概念也是至關重要的。【2】阿拉伯語中表示審理、逼迫或誘惑的詞是「fitna」（菲特納）。每當穆罕默德遭到反對、質疑、嘲笑或拒絕時，都會將其視為迫害，這意味著他所傳達的信息的整個真實性和有效性都受到質疑，這讓他感到非常痛苦和懷疑。根據古蘭經最早的注釋者之一伊本·凱西爾（Ibn Kathir）的說法，戰鬥的全部目的就是消除迫害。因此，任何質疑伊斯蘭真理的人，都犯下了比殺人更嚴重的罪行；因為迫害「比殺戮更嚴重」。這就是古蘭經中「對真主或穆斯林群體作戰」一詞的意思。它不一定意味著字面上的戰鬥，可以只是抵制或拒絕穆罕默德的信息，因為這會導致迫害，必須予以消除。因此，在巴德爾戰役（Battle of Badr）之後，當穆罕默德的士兵擊敗了麥加異教徒的擁有壓倒性力量的軍隊時，聖戰被降示成為結束所有迫害的解決方案：「你們要與他們戰鬥，直到【宗教】迫害消除，一切宗教全為真主。」（古蘭經8：39）

對於麥加不信教者而言，這意味著穆罕默德逐步摒棄了所有阻礙他取得全面勝利的限制。首先，他宣佈了一項神聖教義，取消了一年中某些月份禁止戰鬥的限制。然後又宣佈了另一項教義，摒棄了與麥加人簽訂的條約。然後，真主又降示了另一條話語，允許穆斯林與那些沒有逼迫他們但只是不信教的人作戰。然後又降示了另一條教義，宣佈聖戰中死亡的人將獲得永恆的回報。然後又宣佈穆斯林戰士可以把被殺俘虜的妻子當作性奴隸（妾）。

穆罕默德征服麥加後，他不鼓勵大規模屠殺，聲稱他的追隨者只應殺死那些反抗他們的人。然而，他發佈了一份獵殺名單，無論如何都要殺死這些人。其中三人是叛教者，兩人在麥加侮辱過他，兩人只是唱諷刺他的歌曲的女奴。他們都製造了「迫害」。正如羅伯特·斯賓塞（Robert Spencer）所寫：「…除了對伊斯蘭有利的，沒有任何東西是好的，除了阻礙伊斯蘭的，沒有任何東西是邪惡的。」【3】

穆罕默德隨後面臨的大戰是與麥地那的猶太人，他們不相信伊斯蘭。到此時為止，「信奉天經的人」（猶太人和基督徒）幾乎不在穆罕默德的關注範圍內。在這裡，我們注意到了同樣的敵意行為的合理化進程。當他發現麥地那拉比（對有學識的猶太人的尊稱）的問題讓他感到困擾時，神聖降示便再次降臨到他身上。【4】一次又一次，當他們向他提出挑戰時，他便將這個時候變成了自我確認的機會，並帶來了古蘭經的新降示，首先是把猶太人稱為「猴子和豬」（古蘭經7：166；古蘭經5：60；古蘭經2：65），然後是「殺害先知者」（古蘭經5：70），然後是「失敗者」（虧折的）（因為他們違背了與神的約定，古蘭經2：27），然後是宣佈地獄之火將降臨到他們頭上（古蘭經2：62；古蘭經5：44），最後是他的到來廢除了猶太教，而亞伯拉罕（Abraham）（易卜拉欣）實際上是穆斯林，而不是猶太人（古蘭經3：67）。穆罕默德最初對猶太人傾向於正面態度。但當大多數人拒絕承認他是先知的說法時，他便轉而對他們進行暴力攻擊。後來，成千上萬的基督徒在面對穆斯林哈里發時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

最後，當麥地那的古萊什（Quarayza）猶太人無條件投降時，穆罕默德根據天使吉卜利里的命令圍攻他們。他們被驅趕遊行到麥地那的市場，在那裡，他們在沙地上挖了壕溝。接下來，六百到九百名猶太男子被命令走上壕溝。然後，他們在一個下午的時間被全部斬首。之後，仍處於震驚之中的他們的妻女和孩子，被當作戰利品擄走，作為給穆斯林戰士的獎勵。因此，伊斯蘭的先知，這位昔日的孤兒，在經歷了來自其家鄉部落和猶太人的多個層面的排斥後，用杜里的話來說，成為了「孤兒製造者」。自我懷疑者成為了終極的拒絕者，用武力強制推行他的信條，以淘汰和取代所有其他信仰。

麥地那的猶太人被驅逐後，穆罕默德立刻發起了一場針對海拜爾（Khaybar）猶太人的運動。在這場運動中，我們第一次聽說了第三種選擇：向真主投降，死亡或成為齊米人（dhimmi）（契約民）。

我們必須認識到，穆罕默德，尤其是他之後的哈里發，都把猶太人和基督徒視為信奉天經的人。由於他們抵制伊斯蘭而引發了「迫害」，如果他們拒絕第三種選擇，即齊米制度（dhimmitude），對他們採取暴力就是正當的。迫害使穆斯林群體感到自卑低等。這就是為什麼任何拒絕伊斯蘭的人都被視為與真主作戰，這份證實的恐怖使穆斯林群體擺脫了受害者的身份。布哈里聖訓（Sahih al-Bukhari）曾經寫道：伊斯蘭將「通過恐怖取得勝利」。【5】這種心態的現代例證是穆斯林皈依者瑪律瑪杜克·比克達爾（Marmaduke Pickthall）在其1927年的演講「伊斯蘭中的寬容」（Tolerance in Islam）中提出的驚人主張。他提到土耳其的亞美尼亞人的種族滅絕，說道：「在你讀到的每一次穆斯林對基督徒的屠殺之前，基督徒都曾對穆斯林進行過更大規模的屠殺或企圖屠殺。」【6】任何稍微熟悉土耳其歷史的人都知道，這種荒謬的說法毫無事實依據。比克達爾的意思是，亞美尼亞基督徒在奧斯曼帝國統治下拒絕成為穆斯林。他們引發了「迫害」，這為種族滅絕提供了正當理由。

面對受害者情結

許多西方觀察家不熟悉受害者情結，因此成為其陰謀詭計的犧牲品。他們沒有看到，穆斯林群體對過去的種種抱怨總是被用來為當前的暴力行為辯護，以削弱他們的反對者以勇氣回應的道德決心。雖然好父母早已充分了解不要讓孩子通過「唉聲歎氣」來達到他們的目的，但西方人-由於對歷史的無知和自殺式的後殖民時期內省【7】-幾乎完全不知道如何處理伊斯蘭的自憐和受害者心態。

在9/11之後的多年裡，情況尤其如此。第五章中提到了波士頓聖公會教會（Boston Episcopalian Church）發生了不可思議的故事，說明了我們對這些恐怖襲擊的本能反應是顯而易見的。【8】2003年出版的《基督徒、穆斯林和伊斯蘭憤怒》（Christians, Muslims, and Islamic Rage）一書中也說明了這一點。這位基督徒作家的觀點是，當今伊斯蘭憤怒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穆斯林千年之久的怨恨。他提到了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慷慨激昂的咆哮演講，關於十字軍東征、1492年失去安達盧西亞（Andalusia）（西班牙）、奧斯曼帝國的失敗以及海灣地區最近發生的事件。作者甚至引用了著名學者伯納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的話來支持他的論點，即穆斯林憎恨我們，因為他們相信我們的確對他們做過什麼。【9】

同樣的蠢事也見於德國記者尤爾根·托登霍費爾（Jürgen Todenhöfer）給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領導人阿布·巴克爾·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的信中，信中呼籲這位恐怖主義領導人放棄他的恐怖統治。【10】在這封題為「對西方的警告」（Warning to the West）的信中，這位記者幾乎把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所有責任一股腦兒地都推到了西方和基督教的身上，而對伊斯蘭的罪責隻字不提，暴露出令人震驚的無知和偏見。【11】托登霍費爾還自稱是基督徒。

這些作者沒有意識到，這一切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伊斯蘭為其行為辯解並削弱我們的決心的非常聰明的策略，而且它主要基於虛假宣傳。在埃及長大的侯賽因·曼蘇爾（Hussein Mansour）說，許多人教他們憎恨科普特（Coptic）基督徒，因為據說是他們先憎恨穆斯林。當他打破禁忌與這些人見面時，他意識到自己的思維傾向是多麼扭曲，他一生都在被洗腦。【12】這個故事的寓意是，基督徒主要是出於自衛而採取行動；曼蘇爾說，「他們的」行為和「我們的」行為之間根本不存在任何的道德等價。

要證明受害者心態已經成為一種多麼有用的工具，只需從9/11事件發生十多年後博科哈拉姆（Boko Haram）的劇本中借鑒一頁就可見一斑。當一名尼日利亞基督教大學生被綁架並被迫跪在地上，身穿橙色連身衣，讓人聯想到黎凡特和利比亞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的處決，一名覆蓋黑衣的伊斯蘭主義的青年站在他身後，右手拿著手槍。這名恐怖分子開始說話，

「我們對基督徒說話，我們沒有忘記你們對我們的父母和祖先所做的一切，我們也告訴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我們沒有忘記，也不會停止。我們必須為已經發生的流血事件報仇，就像這次。」【13】

然後他舉起手槍，扣動扳機，直截了當地射殺了這名學生。這名學生名叫羅普維爾（Ropvil），22歲，而兇手只有12歲。這種虛假且毫無根據的受害者情結洗腦了一個年輕人，讓他令人髮指的惡行合情合理。博科哈拉姆恐怖分子自憐自艾的另一個例子最近出現在一段戲劇性的視頻中，他們的一位領導人正在禱告，哭泣著請求真主的幫助，

「願真主保護我們免受【尼日利亞軍隊】邪惡的侵害。我們拋棄了父母、叔伯姑媽，信奉你真正的宗教。正是因為你的宗教，我們才會把刀架在…脖子上…哦，真主賜予我們勝利。」【14】

就像前面提到的土耳其情況一樣，任何了解尼日利亞歷史的人都知道，伊斯蘭主義者對基督徒犯下的可怕罪行，與少數基督徒有時可能採取的報復行動，或英國殖民勢力在他們之前可能採取的行為，在道德上是不一樣的。

【注釋】

【1】杜里（Durie），「穆罕默德反對不信教者」（Muhammed against the unbelievers），《第三種選擇》（The Third Choice），81-116頁。

【2】請參閱杜里關於「穆罕默德的迫害世界觀」（Muhammed’s fitna worldview）的文章，《第三種選擇》，96-99頁。

【3】引自杜里，《第三種選擇》，104頁。

【4】參見古蘭經第2章的前100節左右。

【5】引自杜里，《第三種選擇》，115頁。

【6】引自杜里，《第三種選擇》，113-114頁。

【7】請參閱謝爾比·斯蒂爾（Shelby Steele）撰寫的《白人的負罪感和西方的過去》（White Guilt and the Western Past），載於《華爾街日報》（The Wallstreet Journal），2006年5月2日。

【8】見「宗教間對話」子標題。

【9】「基督徒應該如何看待過去」（How Christians should think about the past），卡瑟伍德（Catherwood），《基督徒、穆斯林和伊斯蘭憤怒》（Christians, Muslims, and Islamic Rage），35-52頁。

【10】尤爾根·托登霍費爾（Jürgen Todenhöfer），「致『伊斯蘭國』哈里發及其外國戰士的一封公開信」（An Open Letter to the Caliph of the ‘Islamic State’ and His Foreign Fighters），載於《我的恐怖內心之旅》（My Journey into the Heart of Terror）（溫哥華：格雷斯通出版社（Greystone Books），2014年），第227-234頁。

【11】托登霍費爾，「對西方的警告」（Warning to the West），《我的旅程》，第235-248頁。

【12】曼蘇爾，《一個人的少數派》，25-27頁。

【13】摩爾（Moore）和庫珀（Cooper），《下一次聖戰》（The Next Jihad），88頁。

【14】出處同前，1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