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薩姆•邁克爾•馬丹尼（Bassam Michael Madany）

2020年2月13日

米蕾葉•瓦萊特（Mireille Vallette）是一名瑞士新聞記者和人權活動家。瑞士日報《日內瓦論壇報》（La Tribune de Genève）運營她的網站。她每星期發送的電子郵件信息提供了與她的播客「伊斯蘭大道」（Boulevard de l'Islamisme）相關的最新的新聞。在2020年2月4日星期二，瓦萊特女士在瑞士發佈了對一名伊朗難民的採訪。以下是這篇法語文章的翻譯摘錄。

幾年前，納希德（化名）作為一個理想的難民來到瑞士聖加爾（Saint-Gall）。到目前為止，他的要求一直被拒絕，但仍有希望。在聖加爾很難找到一個居民比他更有熱誠微笑和健談；他似乎比土生土長的瑞士人更融入這裡。有些人愛他，許多人欣賞他；他會講法語和德語。我們想要更多像他這樣的難民。只不過他不是難民，他的難民身份已經被駁回。

納希德，你何時何地出生？

1991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結束12年後，我出生在德黑蘭。我的家庭有適度的宗教氛圍；我遵循那些文化和宗教強加給我們的儀式。我們在學校祈禱，背誦古蘭經的篇章。至於革命，我的父母既不支持也不反對。有一次，我聽到他們說，「毛拉【mullah，穆斯林宗教和教法的教師，譯者注】吸乾了我們的血」，他們並沒有感到震驚。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批判伊斯蘭的？

在我非常小的時候，我就開始獨立思考，選擇不同尋常的題材來閱讀。我很早就對達爾文（Darwin）產生了興趣，我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大約12歲的時候，我問了我的老師一個問題，指出達爾文與阿里（Ali）相悖，阿里是我們的第一位伊瑪目。他打了我一巴掌，把我父母叫來。我想我對伊斯蘭的排斥就是從那裡開始的。

你繼續學習伊斯蘭了嗎？

在大學的時候，我完全變了。我的反思加深了；我對歷史、西方文化、像但丁這樣偉大的文學產生了興趣。我愛上了語言的學習。12歲時，我的英語學得很好，但沒有一項學習是關於宗教領域的。

還有什麼？

我被重金屬音樂、硬搖滾樂所吸引，我加入了一個團體。有很多夜晚我是和音樂、女孩、酒精一起度過的…18歲時，我開始工作。突然，決定命運的一天來臨了，我被徵召入伍。

那段時間過得怎麼樣？

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時期！伊朗男孩一到十幾歲，他們就開始害怕服兵役。你和你無法忍受的人生活在一起；你只能假裝，你必須在黎明起床，聽著宣禮員【muezzin，在清真寺召集信士祈禱的人，譯者注】的召喚，而我這輩子從未那麼做過。有時我會常常哭；也會憤慨。但如果你不完成兩年的服役，你就不能得到護照並且會被困在伊朗。

你退伍後做了什麼？

在大學裡，我學的是教育學。我教過英語，並開始旅行。我在保加利亞遇到了一個信奉基督教的女孩，最後我們結婚了。她的家人不贊成這門婚事。我的護照丟了，最後終於到了瑞士。

[沒有解釋這是如何發生的，以及他們是如何到達瑞士的。]

你申請庇護了嗎？

是的，但是我們沒有得到信任，我們的申請被拒絕了。那是一個可怕的時刻。此外，在返程那天夜裡的前兩周，我的妻子病倒了。我們獲得了一個在該國停留的臨時醫療許可。而且，我們迎來了兒子的出生，並找到了很多朋友。我期待著被授權和我的小家庭一起留在這裡。

後記

根據納希德所說，「有時我思考瑞士的未來，真想用我的頭撞牆。我遇到了一些人，他們在那裡接受了幾十年的社會救助，卻沒有努力融入當地社會，還有一些人在這裡待了20年，卻一句法語都不會說。這讓我為這個國家感到難過。」

納希德信心十足地等待許可證，那將會允許他繼續留在瑞士。

評論

關於伊朗已經有非常多的新聞和報導。伊斯蘭共和國的勢力影響範圍一直在擴張。它支持也門的胡塞叛軍（Houthi rebels）、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以及黎巴嫩真主黨，這無疑證明了這一點。1月3號，伊朗高級指揮官凱西姆•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在巴格達的一次無人機襲擊中被殺死，美國宣佈對此負責。幾天後，伊朗承認「無意間」擊落了一架烏克蘭客機，殺死了機上全部176人。

關於普通伊朗人生活的記述相當稀少。因此，年輕的伊朗人納希德的故事揭示了生活在伊斯蘭什葉派專制政權下年輕一代所遭遇到的困難。一種源於末世論（時間終止）的歷史觀的傳統信仰啟發了這個國家的政策，在1979年由阿亞圖拉•魯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創立。霍梅尼死後，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於1989年繼承了他的位置。

自1979年以來激發伊朗領導人的世界觀，可以用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話來說明，該文章在2016年9月6日發表於阿拉伯語的網路雜誌《阿萬》（Al-Awan）。這是向追隨什葉派教義的人們發出的懇求，希望他們克服受害者的精神。這句話是我對阿拉伯原文的翻譯總結。

「什葉派教義建立在兩個基礎上：一是受害者身份，二是伸張正義。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基本原則變得根深蒂固，並被著重強調。這一悲劇演變成了一場災難，並伴隨著難以承受的沉重負擔。由此產生的悲傷轉化為超越時空的哀愁。

凡是什葉派居住的地方都已變成了卡爾巴拉（karbala），現在所有的時間都是阿舒拉節（Ashura）。信士的主要目的已變成一種悲歎歷史重大事件的行為，並將其轉化為一種必須實現和譴責的當代重大事件。此外，要求伸張正義已經變成了對復仇的強烈追求。它已成為夢想的源泉，為實現正義欣然爽快地參與到處決行動中。這種強大的意念就這樣代代相傳。」

什葉派的末世論發展出了這些獨特的特點：在第十二位伊瑪目回來的時候，阿里和他的兒子，以及他們的敵人，將陪伴他；現在他們蘇醒過來，得到了公正的懲罰，他們罪有應得！

因此，什葉派教徒夢想的不是尋求正義，而是一場荒唐離奇的仇殺。例如，穆罕默德的年輕妻子、阿里哈里發的敵人，阿伊莎（Aisha），將受到公開鞭刑；阿布巴克爾（Abu Bakr）和奧馬爾（Umar）將被釘在十字架上燒死！這些什葉派傳說所描述的可怕酷刑方法將超過但丁在他的神曲中所描述的地獄（Inferno）！

當什葉派教義可以超越這個已經變成崇拜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的時候，並且會採取寬恕與和解的道德準則，那將會是多麼美妙的一天！」

這篇文章翻譯自Bassam Michael Madany的在線文章「One Man’s Journey to Freedom: From Tehran to Switzerland」

https://www.academia.edu/41966171/One_Mans_Journey_to_Freedom_From_Tehran_to_Switzerland

ney_to_Freedom_From_Tehran_to_Switzer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