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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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assam M. Madany
伊斯蘭與現代性
紀念撒奇.納久博.馬穆德博士
Bassam Michael Madany
隨著網路的興起，穆斯林意欲發表對伊斯蘭現代化的觀點之途徑終得開放。
由本人在Academia.edu針對此主題所撰寫以及翻譯的貼文，詳情請參下列連結。
https://www.academia.edu/39252717/The_Arab_Rationalists_Attempt_to_Modernize_Islam_24_May
https://www.academia.edu/9563695/Toward_a_Tanweerie_Enlightened_Hermeneutics_of_the_Quran
https://www.academia.edu/39118547/The_Predicament_of_the_Islamic_Mind_May
如今，針對「伊斯蘭與其現代性」的網路文章雖然越來越多，我們卻不該認為對伊斯蘭現代化的追求只是21世紀才獨有的現象。事實上，這項工作在19世紀的埃及就已經展開，並一直延續到20世紀。其中一位先驅者是塔哈.胡笙（Taha Hussein），其關於前伊斯蘭時期阿拉伯文學的書籍，使得這個主題一直廣受討論。
早在1970年代早期，我便在貝魯特一間書店看到撒奇.納久博.馬穆德（Zaki Naguib Mahmoud）博士所寫的《阿拉伯思想更新》（Tajdid al-Fikr al-'Arabi）一書。他在書中提出關於伊斯蘭與其現代性的調和論。馬穆德博士期待有一股阿拉伯-穆斯林文化的興起，並且期許這樣的文化傳承得以與現代性並存並榮。透過阿拉伯人採取其祖先的「普遍觀點」，便能達成這種願景；但前提在於將已經不切乎這時代的要素先除去。
為了進一步探索，馬穆德博士又接著寫了《吾人文化傳承中的理性與非理性》（Al Ma'qool wa'l Lama'qool fi Tirathina al-Fikri）一書，並於1973年出版。透過此書，馬穆德博士邀請讀者檢視阿拉伯人的文化歷史，特別強調其觀點的理性與非理性之處。這段前後總共六百年的旅程，從七世紀一路談到十三世紀。
撒奇.納久博.馬穆德博士的遺產的重要性在於透過紙本書寫並出版其觀點，此平面媒體與如今的網路相較起來雖不易傳播，但在傳遞知識方面卻遊刃有餘。本人深深欣賞其作品的另一個原因則在於，馬穆德博士不像若干阿拉伯知識份子，他的目標是復興，而非想與過去一刀兩斷。
透過下列內容，在下為讀者們將馬穆德博士的作品做個總結。
「在公元第七世紀期間，阿拉伯人專注在政治與社會兩大領域。穆罕默德的姪子兼女婿阿里（Ali）是阿拉伯人的絕佳代表人物。其所著之《雄辯之術》（Nahj al-Balagha）以本土語言證明了阿拉伯人的天才。雖說我們也許賞識此文化遺產之形式與美妙處，但卻不可成為其俘虜。
「穆罕默德死於公元632年，卻未曾留下遺言指明繼任者。穆斯林社群首先遇到的重大問題便是該如何選出其哈里發（繼任者）。長達1/4個世紀的時間，烏瑪（社群之意）是透過麥地那社群領袖們的共識決，選出他們的哈里發。而在選出阿里的時候則因為無法達成共識，此決議系統就此終結。而大馬士革的省長穆阿維亞一世（Mu’awiya）則宣稱阿里涉嫌謀殺第三任哈里發烏斯曼（‘Uthman），這件事發生於656年。
「阿里與穆阿維亞一世之間爆發了戰爭。眾人呼籲出來調停。但並非所有派別都同意調停的結果。伊斯蘭自此於是分裂成三大派系：穆阿維亞一世的跟隨者（遜尼派）、阿里的跟隨者（什葉派）以及哈里哲（Khawarej）（分離者）。阿里與穆阿維亞一世皆宣稱自身為繼任者；而哈里哲則於661年暗殺了阿里。
「在第八與第九世紀時，若干神學議題浮上了檯面。其中之一便是關於『大罪』的辯論。身為穆斯林，若是犯下一條大罪者，是否仍被視為真正穆斯林？還有其餘關於預定、人類責任以及安拉屬性的討論。」在評論這些主題上面，馬穆德博士展現出其對神學主題的興趣缺缺。
該時期的「自由派」是穆爾太齊賴派（Mu’tazilite，自由思想者）。他們教導人對自己的行為必須負上全責，人類可以決定自己的行為；否則，就沒有正義的基礎可言。反對穆爾太齊賴派的人則被稱為賈比萊特（Jabirites），他們宣稱人行事都是『預定（mujbar）』的，沒有創造自己行為的能力。
「介於第九與第十世紀之間則隸屬於第三段，統稱阿拔斯王朝（Abbasid）時期，以巴格達為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新中心。」馬穆德博士評論此時期時論道：『我們的祖先並不完美，』此乃指涉公元750年的浴血之戰，當時阿拔斯王朝從倭馬亞王朝（Umayyads）手中奪取了哈里發的位子。
「當情勢日趨穩定後，巴格達成為當時的知識中心；阿拉伯-穆斯林社群的文化生活至此到達極盛時期。各式各樣的神學與哲學觀點均得以自由發展，百家齊鳴。無論是穆斯林或基督徒學者都參與在此運動中。希臘文化的影響巨大；然而，只有一小撮知識份子受惠；希臘文化並沒有接觸到在巴格達的群眾，也沒有在廣大的帝國中散佈。與今日相較起來，外界對阿拉伯人的影響力卻非常全面。不論是文化、經濟、軍事、商業、政府，各個層面都受到非伊斯蘭世界觀的強大影響。當前所見，是前十三個世紀以來都未曾見過的新情勢。」
再談回到穆爾太齊賴派，馬穆德博士相當賞識他們的理性思考。他們相信自由意志與人的責任；且在穆斯林社群生活中扮演主動角色。當讀者陪伴這位作者步上其智識旅程之際，可以說你便能留意到該時期的智能活動，以及追求這種智識時相對自由的氛圍。
「『精誠兄弟社』（Ikhwan al-Safa）即為一例。他們的教導認為伊斯蘭教法（沙里亞）與希臘哲學之間，並無衝突存在。宗教是為弱者存在，而哲學則為強者。其秉持著人乃是透過智慧而臻至完美的信念。他們可以容忍與他們觀點不同之人士，並且認為所有宗教皆有其用處！他們寫作了51或是52本書信。其中一卷名為『真理之追尋』；其所記載之亞當的墮落更為接近聖經所言，而非更接近古蘭經。」
那些宣稱因為每樣東西已經都由祖先們（Salaf）發掘了、所以世界上已經不存在任何尚未被發現或成就之事物的穆斯林人士，令馬穆德博士感到非常困惑。若干阿拉伯知識界巨擘，好比敘利亞詩人（Abu’l ‘Ala’a al-Ma’arri）並不贊成這種觀點。他的教導則是，任何一個穆斯林只要經過良好的研究與反省，就有機會可能成為伊瑪目（Imam）。這可以說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察，因為往後的阿拉伯伊斯蘭文化極為僵化。在早期500年當中，存在著自由思想、表達與討論的空間。
穆爾太齊賴派所教導的五大基本原則如下：
認主學（獨一性）（Tawheed）
「安拉只有一位（wahed），也是獨一的（ahad）。與遜尼派思想的不同點在於，他們認為真主的永恆性存在於其本質，而非在其屬性之內；否則的話真主自身（Godhead）之內便不止一位了。他們提倡的是『絕對單一』（wahdaniyya mutlaqa）。古蘭經內若有任何經文與此原則相左，就得加以重新釋義；把文義做修改，以便與獨一性教義得以一致。這種做法使得他們提倡『ta’weel』解經法，意思就是修正古蘭經的經文，使其與基本信仰有所一致。
「在穆爾太齊賴派提出絕對的神體一位論論述後，其突然發生了Mihnat al-Qur’an危機。古蘭經並非永恆的（qadeem）；它只是歷史性的啟示。相較之下，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回應則是，他們肯定古蘭經並非受造。當穆爾太齊賴派在政治上佔上風之際，他們便開始迫害反對者。罕巴爾（Hanbal）伊瑪目的被囚禁與酷刑，他們都有參與，因為罕巴爾提倡古蘭經並非是受造的。
正義（‘Adl ）
「此語的意思就是正義或公義。穆爾太齊賴派的教導認為人的行為都出自自己的選擇。他不可能被迫違反自己的意願做事。這個說法是針對極端正統派的預定論所提的反對意見，極端正統派認為安拉也是惡的主宰。
Al-Wa’d w’al-Wa’eed
「安拉對人類的管理方式，就是賜下應許並且施加禁令。行善的人祂會回報，作惡的人祂會懲罰。
Al-Manzilat Beyn al-Manzilatayn
「此名稱指的是介於兩種相反極端中間的『灰色地帶』。極端正統派人士教導，在神學與倫理學上只能有非黑即白兩種看法。而穆爾太齊賴派則提倡第三種立場的可能性，於是就產生了非本質的事情或中立地帶的原則。
激進主義
「此項原則成為使用武力去阻止惡行並將聖戰合法化的基礎。
「在穆爾太齊賴派引發的神學爭端之後，遜尼派穆斯林採用了阿布.哈桑.艾什爾里（Abu’l Hasan al-Ash’ari）伊瑪目（873–917年）的中間立場。這位伊瑪目提出了下列屬於伊斯蘭遜尼派的教義。
堅守傳統與正統道路的人（Ahlu’l Hadith wal-Sunna）相信安拉、祂的天神、祂的經書與眾使者，以及真實的聖訓。他們認定安拉是獨一無二（ahad）、永恆的；除了祂之外沒有別的安拉；祂沒有妻子或孩子；穆罕默德是其最後一位使者；真的有天堂與地獄。末日將到來；到時死人要從墳墓中復活過來。艾什爾里批評穆爾太齊賴派不接受古蘭經的字面意義以及拒絕古蘭經書中的擬人法。他教導說真主創造了人的惡行。宿命論也是他的神學體系中的一部分。
在這份關於伊斯蘭文化傳承的記錄中，伊瑪目安薩里（Al-Ghazzali，歿於公元1111年）主導了第五時期。在伊斯蘭思想史上，這位偉大的思想家代表了強大且反動的勢力。即便馬穆德博士讚賞安薩里的若干貢獻，但持平而論，其對阿拉伯-穆斯林的思維與文化的影響卻是使其越發僵化，導致其停滯不前。
「在《宗教知識的復興》（Ihya’ ‘Uloom al-Deen）一書中，安薩里定義了每個穆斯林要確保其正統性所需說的話與所需採取的步驟。穆斯林該做的每樣事情都有詳細說明：吃飯、睡覺、出外、與妻子兒女的相處等等。穆斯林的生活再無任何自由發揮的空間。安薩里關閉了哲學與獨立思考（ijtihad）的大門；接著則是長達八百年的封閉狀態！」
「蘇非派（Sufis）則進一步對非理性的優勢地位提供貢獻。他們有異端的傾向；這個學派教導人透過直覺去領悟真理。其中若干神秘主義者提倡萬物合一的觀點，最終形成了泛神論。」
我相信，上述關於馬穆德博士觀點的概括介紹，容許我們去讚賞他在調和伊斯蘭與現代性的努力。
撒奇.納久博.馬穆德博士（1905年2月2日-1993年9月8日）是埃及知識份子與思想家，被視為現代阿拉伯哲學思想的先驅。
在開羅大學畢業後，他也於1947年在倫敦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其於1968至1973年期間，在科威特大學任教。
其一生著書逾15本。本人已研讀過下列書目中的前三本。
《吾人文化傳承中的理性與非理性》（The Rational and the Irrational in our Cultural Heritage）（1975年）
《阿拉伯思想更新》（The Renewal of the Arab Thought）（1970 & 1973）
《伊斯蘭的異象》（An Islamic Vision）（1987）
《多年來的收成》（Harvest of the Years）（1991）（最後一本書）
這篇文章翻譯自Bassam Michael Madany的在線文章「Islam and Moder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