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 Bassam M. Madany

回顧與評述伯納德劉易斯的三個作品

「中東的多個身份」1

「伊斯蘭的政治語言」2

「甚麼出錯了?西方的影響和中東的反應」3

不用多說，自從2011年的一開始，阿拉伯世界便多災多難。第一個政治火頭發生在突尼斯，這個北非最世俗化的國家的勇敢的公民，通過行動，結果令一個長期執政的獨裁者被推翻。接著又輪到埃及。埃及人自1952年以來，連續在三個軍事政權下受苦，終於，群眾站起來，以Kifaya－即夠了－為口號，採取行動。他們的確是受夠了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苦。穆巴拉克是個專制的現代法老王，而且，他即將要把總統職位傳給他的兒子賈邁勒（Gamal）。穆巴拉克離開開羅，前往未知的目的地後，變革的風暴即向西移。這一回，火頭在利比亞這個悲喜劇一般的Jamahiriyya（共和國）開始燃燒。只有一半理性的卡扎菲上校（Colonel Qaddafi）給「共和國」發明了Jamahiriyya這個不尋常的阿拉伯名稱。（正常的阿拉伯字是「jumhuriyya」，其等值的土耳其文是「cumhuriyet」）。本論文下筆之時，即2011年2月24日，在對這個的黎波里狂人的鬥爭的結果方面，利比亞的情況仍然不明朗。

與其他同是位於非洲和亞洲的國家不同，伊斯蘭國家都無法應付他們所面對的不斷衍生的後殖民地時代的問題，而世界其他地區已經能夠應付。伊斯蘭今天所面臨的困境，在伯納德劉易斯（Bernard Lewis）的三本書裡已有很好的探討，在此，我想簡略地為這三本書作匯報和評論。

首先是他的「中東的多個身份」（cMultiple Identities of the Middle East」）。這書給我們對中東地區的人民和政治的了解，提供了急需的背景資料。它的主要議題之一，是要處理一個複雜的課題，複雜性來自中東人既以種族，也以宗教來確定自己的身份這個事實。而宗教因素仍佔主導地位。從前，在龐大的伊斯蘭帝國中，征服者根據人民歸屬的宗教來分類。一個人若非穆斯林，便是一個較早的宗教的追隨者。穆斯林享有伊斯蘭教法給予他們的一切權利和特權。至於其他，如猶太人，基督教徒和拜火教徒，他們獲得dhimmis－即「受保護的」－的地位。這種「保護」實際上是一個委婉的說法，因為它牽涉很多限制，強加給非穆斯林。因此，一個人的身份，主要不是由民族或地域的因素界定，而是由宗教信仰。這種分類法一直延續到今天。一個中東人的主要身份，來自他或她的宗教信仰，其次才是他正身處的國家。

例如，我早年住在中東時，我的黎巴嫩居民身份證認定我為基督新教徒。（在1975年的動蕩之前）在99名成員組成的黎巴嫩議會中，會有一個是代表基督新教的！共和國的總統必須是個馬龍派教徒（Maronite），也就是說，羅馬天主教徒，總理必須是個遜尼派穆斯林，而議會議長必須是個什葉派穆斯林。通常情況下，外交部長職位交由東正教的基督徒擔任！以這種方式辨別人民，每當各個以宗教界定的群體之間的關係緊張時，便產生嚴重危機。很多時候，儘管是居住在一個獨特的國家中，如黎巴嫩，穆斯林認為他們的最終身份（因而他們的忠誠度）來自其他地方，即是在伊斯蘭烏瑪（Umma）之中。這種效忠方式，令20世紀20年代以來在黎巴嫩存在的modus vivendi（政治妥協）實際上被抵消，在這片曾經被稱為中東的瑞士的土地中，最終導致從1975年直至1990年代初持續的動亂。

伯納德劉易斯的卓越，已經遠遠超過僅僅一個歷史學家。他教授伊斯蘭歷史的方法，以其獨特的詮釋手法見稱。我的評論文章的其餘部份，將主要包括從他最近的作品的選段，我希望可藉以大大明白阿拉伯世界中，似乎是一個非常混亂的情況。

我要用以下的從「伊斯蘭的政治語言」（Multiple Identities of the Middle East）引述的文字來開始：

在歷時數世紀之久的歐洲國家與奧斯曼帝國之間的對歭期間，歐洲人總是把之間的關係，視為是奧地利人、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和其他民族，對抗土耳其人，討論亦由此角度出發。而土耳其人則視之為穆斯林對抗基督徒。 在前現代穆斯林著作裡，基督教世界裡本土性的微細分別，被賦予很少的重要性。在穆斯林的世界觀裡，宗教是身份認同的決定性因素、效忠的對象、及－同樣重要地－權威的來源。這世界觀，他們自然地也加諸於其他人。（第22頁）

在上文中，我們注意到宗教因素，是我們與中東或其周圍的廣大伊斯蘭世界中任何一個國家的關係中，最重要的因素。沒有宗教背景的西方作家，往往忽略了宗教在伊斯蘭中，至關重要，也忽略了什麼是穆斯林最終極的效忠。他們往往忘記了，相比於基督教，伊斯蘭是一個宗教、政治和文化的混合，是處於一個不可分割的實體之中。如果這個論斷是正確的，而我相信，最近一千四百年的歷史支持這點，那麼我們要問：為什麼一些作家和政治家繼續無視這有關伊斯蘭的基本事實？

巴基斯坦的歷史為我們提供一個例子，解釋為何穆斯林認為，他們應該生活在一個官方認可的和法定的伊斯蘭環境。在英國的統治結束前，印度穆斯林的最直言不諱的代表要求英國統治者在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間，把印度次大陸分割，巴基斯坦這伊斯蘭國家因此誕生了。這事件標誌著，歐洲殖民在亞洲和非洲沒落後，穆斯林不會容忍在非穆斯林統治下的生活。由於他們主要是以穆斯林的身份自居，他們效忠的，首先是伊斯蘭烏瑪。穆斯林只有在伊斯蘭之家（Daru'l Islam）之中才感覺舒適。

再談伯納德劉易斯

在現代世界，伊斯蘭在與和她同一地位的並且是競爭對手的基督教比較時，伊斯蘭在國際上以及各國內所擔當的政治角色，都有顯著的不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德國的國家元首或外交部長，不會不時在一個路德會首腦會議中偶遇。當蘇聯仍然存在時，其統治者也沒有與希臘和南斯拉夫統治者聚會的習慣，他們不會暫時忘記了他們的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差異，以現在或從前大家都依歸東正教為基礎，而定期舉行會議。同樣，東亞和東南亞的佛教國家，或是南歐洲和南美洲的天主教國家，也不會在聯合國構成佛教或天主教集團，也不會在任何其他政治活動中如此做。

基於宗教身份而合成組別這種想法本身，對許多現代西方觀察家來說，似乎便是荒唐甚至可笑的。但是，在涉及伊斯蘭時，這既不荒謬，也不可笑。有大概五十五個穆斯林國家，包括君主制的，共和制的，保守派的和革命派的，奉行資本主義的或各款社會主義的，也包括與美國是朋友的，是敵人的，和倡導各式各樣的中立主義的國家，已構成一個精密的國際諮詢組織，就某些議題上，甚至是一個精密的合作組織。他們定期舉行高級官員會議，而且，儘管各國之間有不同的架構、意識形態和政策，卻已成就了顯著程度的協議和共同行動。（第26頁）

在伯納德劉易斯的另一著作，「伊斯蘭的政治語言」（The Political Language of Islam）中，他提及那些持續地影響伊斯蘭國家的、令他們在我們的現代世界中不安的問題：

二十世紀下半部帶來了極大的失望和深刻的反省。對他們來說是神秘的歐美國家所提供的護身符並無魔力，各色外國政治販子所提供的秘方，並沒有為伊斯蘭的土地和人民的疾苦，帶來有效的治療。憲制政府事與願違地並沒有使他們安康、富裕和強大。國家獨立解決了很少問題，並帶來了更多，而自由－現在意指不受自己的同胞和教友影響的個人自由－似乎比以前更遙不可及。嘗試了許多借鏡外國的解救方法－從東歐以至西歐，從南美洲以至北美洲，沒有一個有好成效，而越來越多的穆斯林已開始向自己的過去－或者是他們認為是自己的過去－來探求，以尋找對他們目前的疾苦的診斷，和他們未來的幸福的良方。伊朗革命顯示了一條出路，今天在每一個穆斯林國家都有男性和女性，尋求跟隨伊朗的方式，又或尋找更好的替代方案，以返回先知與他的伙伴的至真，至原本，及至正宗的伊斯蘭。伊斯蘭的政治語言受到新的注意和得到新的重大意義。

伊斯蘭的政治語言也正吸收新的內容。一個修訂或重整的過去，是從來與真正的過去不一樣的。由伊朗以外的世界而來，促成阿亞圖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革命的因素，也不僅僅是槍砲、直接撥號長途電話、和卡式錄音磁帶，雖然這些東西對他奪取政權是有其重要性。在伊朗、埃及和其他地方的原教旨主義圈子中，一個新的伊斯蘭政治語言正在出現，它的出現，歸因於過往一個世紀的西方化和世俗化人士，和他們的思想的國外來源，（雖然這個虧欠未受承認），以及先知和經典伊斯蘭。很大程度上，事情將取決於他們是否能協調這些不同的傳統。（第115，116頁）

劉易斯教授的第三本書，「甚麼出錯了?西方的影響和中東的反應」（What Went Wrong Western Impact and Middle Eastern Response?）討論有關伊斯蘭世界中持續的動盪。書是在2001年9月11日世界貿易中心和華盛頓受恐怖襲擊之前寫的，雖然它是在2002年出版。

與其從這個大有價值的著作中大量地摘錄，我會從它的導言（Introduction）和結論（Conclusion）中節錄幾行，作為這篇評論的結束。這幾行節錄，為普遍地瀰漫在伊斯蘭世界中－特別是由大西洋沿岸的摩洛哥到波斯灣沿岸的伊拉克之間的大片土地中－的持續萎靡不振，提供他的學術見解洞察。

是什麼地方出了問題？長久以來，伊斯蘭世界的人們，特別是，但又不單是在中東的人們，一直在問這個問題。這問題主要是由於他們與西方發生接觸而引起的。問題的內容和表達方法大不相同，視乎所述接觸時的情況，接觸程度和接觸所持續的時間，和首先使他們自覺，相比之下，他們自己的社會處境較差的事件而定。但無論它喚起的問題和答案的形式（form）和方式（manner）是怎樣，日益增長的痛苦和緊迫性，以及最近表達這兩個問題和答案時所帶的烈怒，都是實實實在在的。（第3頁）

在最後一章的「結論」，劉易斯先生給伊斯蘭世界的陳年舊患處方。他懇請知識分子領導他們的世界，擺脫「是誰把我們弄成這樣？」的問題，這問題「只會導致神經質的幻想和陰謀理論」，並開始問：「我們做錯了什麼？」，這問題會引出第二個當然的問題：「我們該如何重整？在這個問題裡，並在被發掘出的各種答案中，隱藏著對他們未來的最好的希望。」（第159頁）

[首次出版：2011年2月25日]

[最後更新：2011年2月25日]

腳注

1 The Multiple Identities of the Middle East, by Bernard Lewis. Random House, NY, 1998

2 The Political Language of Islam, by Bernard Lew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 1988

3 What Went Wrong? Western Impact and Middle Eastern Response, by Bernard Lew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NY 2002

這篇在線文章是翻譯自Rev. Bassam M. Madany的「Toward Understanding the Turmoil in Islamic Lands」

http://answering-islam.org/authors/madany/turmoil.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