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sam Madany

過去的二十年中，針對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時代以來所開展的宣教工作有一些嚴厲批評。例如，這些批評者告訴我們，對穆斯林的宣教是失敗的。批評者說，過去的大多數宣教士不善於「跨文化交流（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這是因為宣教士未能將基督教的福音信息「處境化」（contextualize）。

在本文中，我稱那些信奉和傳播以這種方式看待現代宣教事業的福音派宣教理論者，為新福音派宣教學者。我想從三個相互關聯的角度，來考查他們對所謂在穆斯林中宣教失敗的論點：「歷史、神學和聖經的角度」。

Ⅰ－歷史角度

幾位新福音派宣教學者，以他們自己對過去二百年的宣教歷史的解讀為基礎，試圖找出一種新的宣教方法論。特別是當他們反思基督徒對穆斯林的宣教案例時。他們似乎忽略了，基督徒與穆斯林的邂逅，幾乎是十四個世紀之前的事實！當我們尋求用福音贏得穆斯林時，我們所面對的困難，早在新教宣教事業興起很久之前，就被嵌入了歷史。若把一切責任都推給過去二百年裡的福音傳講者，不僅無視歷史，而且不尊重生活在伊斯蘭之下、以及不以他們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為恥的無數基督徒的見證。

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這些歷史觀點：根據那位阿拉伯先知的說法，1）基督從來沒有聲稱自己是神（真主）的兒子；2）三位一體的信仰等同於多神的信仰；3）彌賽亞從未死在十字架上。

在伊斯蘭的傳統中，基督教教義的整個體系被認為是低劣和腐敗的。只有伊斯蘭才是最終和完全的信仰。一些穆斯林在他們的信中提醒我，傳講基督教信仰是時代性的錯誤。至於與安拉（Allah）有關的：Inna deena ‘inda Allahi al-Islamu，即真主所接受的宗教是伊斯蘭！

我們沒有必要對過去兩個世紀向穆斯林宣教的歷史沉浸於太多的自省，我們必須牢記，就穆斯林所言－沒有必要認真考慮基督教信息的宣講；真正的福音書－引支勒－不再存在，因為它已經被基督徒篡改了。不管怎樣，古蘭經已經取代並排擠掉了福音。穆斯林對其他宗教的態度，沒有什麼比其絕對相信自己信仰的優越性及其信仰的終極性，更令人震驚的！

阿拉伯軍隊征服的最初階段，大多數被征服的民族是基督徒。他們的基督教並不純正。有些是迦克頓信徒（Chalcedonian），而另一些人則對耶穌基督的兩種本質屬性進行了錯誤的教導。但平心而論，對這些東方基督徒來說，我們不應該否定他們，以為他們沒有向侵略者做出應有的基督教見證。誠然，他們在聖經人類學和救恩神學方面是薄弱的，但是他們都承認他們的信仰是相信三位一體的神，身為人子身份和具有神性的耶穌基督，為救贖而死在十字架上，以及聖經的可靠性和作為最終權威。

那些生活在倭馬亞王朝（Umayyads）（7－8世紀）與阿巴斯王朝（Abbasids）（8－13世紀）的哈里發時期的中東基督徒的著作表明，他們毫不猶豫地解釋，為什麼他們沒有伊斯蘭化。閱讀他們的護教和辯解和作品的內容非常令人驚訝。許多基督徒在大馬士革（Damascus），而後在巴格達（Baghdad）的哈里發的朝廷工作。他們自由地談論這兩種宗教之間的差異。一些新福音派宣教學者似乎忘記了，基督教福音的核心充分的被這些被征服的中東基督徒所捍衛。穆斯林信徒對基督教信仰態度的硬化，發生在許多歐美宣教士的祖先皈依之前！

簡要介紹在被征服土地上的基督徒所扮演的角色之後，我們可以考慮一些在阿拉伯世界做工的新教宣教士先驅的記載。因為我先前在阿拉伯世界進行過神學院教育，所以我更有能力處理穆斯林世界這一部分。此外，我自己在穆斯林世界的參與還在繼續，這是由於我事奉的性質。我有幸與成千上萬講阿拉伯語的聽眾進行交流，包括穆斯林和東正基督教徒。因此，我對伊斯蘭的認識既不是純學術性的，也不是陳舊的。

歷史記錄是否支持－説那些在穆斯林當中做工先驅宣教士意圖傳福音時也傳播他們的文化的這一指控呢？讓我們研究一下美國貝魯特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的歷史。這個高等教育機構被認為是整個中東最有影響力的學術機構。但它並不是以一種美國文化使命而成立的。其原名是敘利亞新教學院（Syrian Protestant College），1866年由長老會宣教士創辦。創始人計畫用阿拉伯語教授所有科目。他們組織的福音教會是一個講阿拉伯語的教會。其禮拜儀式很簡單，以神的話為中心，並且敬拜的每一部分都是用阿拉伯語。當我們想到阿拉伯語聖經的翻譯時，一些先驅宣教士如Eli Smith和Cornelius Van Dyck的名字就會浮現在腦海裡。他們出色的工作是在如Yazigi和Bustani這樣黎巴嫩（Lebanese）的學者合作幫助下完成的。其中一名早期宣教士George Ford牧師很好地學會了這門語言，他創作了阿拉伯語聖歌，至今仍在阿拉伯世界福音派教堂中使用！

當然，人不應該隱瞞這個事實：後來的一些宣教士試圖將西方的概念，通過仿照西方學校模式的教育機構的工具強加給中東的人。這是我個人經歷的一部分，因我有幸去學習及後來在羅馬天主教和新教宣教學校教書。但後來的發展，發生在新教宣教士圈的宗教自由主義勝利之後。這是穆斯林宣教工作衰落的一個因素，這是不能否認的。但我感到困惑的是，新福音派宣教學者似乎並沒有把這個悲傷的事實考慮進去；我指的是自由主義對宣教的影響。對此為什麼沉默？是不是歷史比人類文化學這個新學科的權威更小呢？

既然大多數宣教學校在超過四分之一世紀（在兩次大戰之間，中東在英法殖民統治下）的時間內很少聽到福音，我們是否仍然認為穆斯林中間的基督徒宣教活動已經失敗？我永遠不會忘記很多畢業典禮上的演講，因為它們只是普通的陳詞濫調，不包含任何基督教聖經信息，這是令人不能接受的。難怪教會學校的一些畢業生加入了他們各自國家的激進運動，包括共產主義黨派！

總之，仔細研究在穆斯林世界的伊斯蘭和基督徒存在的歷史，表明了，説向穆斯林宣教已經失敗、而這種失敗是因為先驅宣教士們沒有使福音「處境化（contextualized）」的這種論調，是站不住腳的。伊斯蘭從一開始，就對基督教信仰產生固有的偏見。這種強烈反基督教的動機，已經固化了多個世紀。西方文化確實侵略了中東和其他伊斯蘭國家。這主要是因為西方帝國主義勝過伊斯蘭的追隨者。若沒有考慮自由主義於宣教領域所起的破壞性作用，我們就不能說向伊斯蘭宣教的暫時性挫折。最後，當我們結束這場歷史性的歷程時，我們為無線電廣播宣教的出現，和為許多已經覺醒的國民在他們遵循穆斯林方式的同胞中所做的信仰見證而感謝神。福音正在被宣講，沒有西方的包袱，同樣沒有混合主義的（syncretistic）宣教學的新奇方法。

Ⅱ－神學角度

新福音派宣教士希望教會走上對穆斯林宣教的新途徑，因為他們聲稱過去二百年的老方法是錯誤的。正如我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注意到的，仔細研究過去1400年裡基督徒與穆斯林遭遇的歷史，並不支持這些宣教論點。基督徒向穆斯林宣教的困難，不在於所謂的西方宣教士的錯誤方法，而在於穆斯林的傳統本身。伊斯蘭從成立以來，已經有意識的反基督教信仰，其基本動機已經反救贖。所以，當我們繼續研究一些西方宣教學者對伊斯蘭的態度的這種根本性轉變的原因時，我們發現，他們呼籲改變的靈感，不是來自重新發現一種徹底的聖經神學，也不是對豐富基督教傳統一種新的欣賞，而是對人類文化學這一新學科的過度迷戀。我現在將詳述這一重點。1978年1月，Stephen C. Neil為在百慕大（Bermuda）的Willowbank舉辦的「福音與文化協商會議（Consultation on Gospel and Culture）」分享，他以下面的話開始致詞：

「縱觀歷史，宗教與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從來沒有一個偉大的宗教沒有在一個偉大的文化中找到它的表達。從來沒有一個偉大的文化不深深植根於一個宗教。」1（https://www.prca.org/prtj/nov95a.html#en1）

盡管有這位資深的宣教士學者及時觀察到這一點，但在那個協商會議中讀到的許多文件中，我們不禁會注意到，我們對穆斯林宣教中所面臨的問題缺乏神學方面的濃厚興趣。文化，被視為是使我們能夠用耶穌基督的福音得穆斯林的「那個」重要橋樑。就好像人類文化學的「探索發現（discoveries）」，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現代版的阿拉丁神燈（Aladdin’s lamp），將解決我們所有的問題。這種新穎的態度，與先驅者們的做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們不僅把他們的學術研究局限於對伊斯蘭的研究，而且還有研究伊斯蘭的歷史及習俗。他們對伊斯蘭作了神學反省。有人可以想起，如撒母耳•池維謀（Samuel Zwemer）的「穆斯林的基督（The Moslem Christ）」，在伊斯蘭的基督論及其對宣教的影響方面，有出色而清晰的研究。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J. W. Sweetman教授的巨著：「伊斯蘭和基督教神學：兩個宗教中神學思想詮釋的研究（Islam and Christian Theology: A Study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ological Ideas in the Two Religions）」。這名宣教士學者，在印度度過了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1947年分裂之前的時期），他揭示了深刻神學反思的極端重要性，不僅是對伊斯蘭，而且對基督教及其與伊斯蘭的關係也同樣是極端重要。

當我們看到諸如W. Montgomery Watt這些學者的學術貢獻時，我們不可逃避的看到神學方法仍然非常突出。他的書「伊斯蘭思想的形成時期（The Formative Period of Islamic Thought）」中，整本書處理了諸如此類的主題：「真主對事情的預定（God’s Determination of Events）」、「傳統中預定論者觀念的支持（The Support in Tradition for Predestinarian Views）」、「伊瑪尼（信仰）和伊斯蘭之間的區別（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man (faith) and Islam）」、「真主與魔鬼（God and evil）」、「古蘭經的受造（The Createdness of the Quran）」、「真主的屬性（The Attributes of God）」、「對擬人論的否定和遜尼派神學的成熟（The Denial of Anthropomorphism and The Maturing of Sunnite Theology）」。

我們還要提一位公認的歷史學家Bernard Lewis，他退休前在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和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任教。他關於中東歷史的著作充滿了深刻的神學洞見。在「阿拉伯裔美國人事務（American-Arab Affairs）」的季刊裡，以下的評價，發表在一篇對Lewis的最新著作「穆斯林對歐洲的探索（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的評論中。

Lewis教授試圖對穆斯林這種對基督教世界的缺乏興趣，提出兩種主要的解釋：一種是歷史的，另一種是神學的。第二種解釋（神學的）對穆斯林的態度源於伊斯蘭的政治宗教性質。對穆罕默德的追隨者來說，伊斯蘭是揭示真理的最終恩賜。因此，在穆斯林群體中產生了這種邏輯－被揀選為通過真主的先知使者、從真主那裡得到最終啟示的人（即他們穆斯林）擁有一種終極的成就感。Lewis教授認為：

雖然神學在伊斯蘭中沒有如在基督教中起到同樣的作用，而伊斯蘭教法（法律）在穆斯林的心中比卡蘭學派（Kalam）（神學）更為重要，但是我們不能妄下結論－説伊斯蘭是一種非神學的宗教。例如，當穆斯林攻擊基督教信仰時，他們總是按照所謂神學上和教義上的錯誤來進行攻擊。穆斯林有意無意地為他們即時拒絕基督教福音提出神學上的理由。

依據上述所有考慮的因素，並注意到怎麼連世俗學者都不得不從神學的角度去尋求理解伊斯蘭，我們如何評價約翰·斯托得牧師（Rev. John Stott）在「腳踏實地（Down to Earth）」前言中的那些話呢？關於在印度6億的印度教徒和世界7億的穆斯林中缺乏宣教成果的文章，他評論說：

依據斯托得牧師所說，我們在穆斯林當中幾乎沒有取得任何進展，是因為我們沒有做出正確的分析－就是我們的問題基本上都是文化方面的！似乎在對待穆斯林時，很容易將神學與文化區分開來。依據斯托得牧師，神的兒子道成肉身成為了合宜的處境化原型；因為我們不願意付出代價跟隨我們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的腳步，我們拒絕處境化，因此我們傳講福音就失敗。

這些是不著邊際的指控。在我所讀過的非福音派基督徒或非基督徒的學術著作中，我看不到這種一面強調伊斯蘭的文化方面的現象。我也沒遇到過一些西方宣教學者的新術語。我親愛的在信仰中的弟兄們支持這些新奇的理論和製造這些不著邊際的對穆斯林宣教失敗的陳述，令我很心痛。我們必須研究和學習所接觸的人群的文化，以為著主接觸這些人群，這點從來不被任何認真的宣教士所質疑。第一位向穆斯林宣教的西方宣教士拉蒙·柳利（Raymond Lull），在學習阿拉伯的語言和文化之前，並沒有去做工的地方－突尼斯（Tunisia）。他甚至遊說歐洲大學引入學習阿拉伯語。本文第一部分，已充分說明了先驅宣教士們在學習阿拉伯語以及人們的文化方面的出色表現。他們從未想過在宣教之地只呆一、兩個任期。他們在貝魯特、開羅和中東其他地方的墓地，證明了他們因著基督的全然獻身精神。他們敬重彌賽亞獨特的人格屬性和使命，試著用保羅和其他聖使徒的傳統來塑造他們的傳教活動，而並非以道成肉身為模型！

既然伊斯蘭自稱是一個啟示性和有神論的宗教，那麼我們這種對伊斯蘭非常重視文化的方法，是對的嗎？當Stephen C. Neil提及歷史、宗教和文化的密切關係時，他觀察到：「教會「只有」當某個存在於文化之下的信仰下不再是一個活生生的力量時，才會與這種文化建立容易的關係。」但是當我們考慮到伊斯蘭時，剛才引用的話增加了分量。伊斯蘭生活和文化，幾乎沒有一個方面沒有灌輸穆斯林信仰。把伊斯蘭作為文化和伊斯蘭作為一種宗教信仰分開是不可能的。伊斯蘭形成了自己的有神論世界觀。

幾個新福音派宣教學者告訴我們，我們過去在穆斯林及其他人當中的努力是失敗的。他們把我們失敗的原因歸在文化領域。他們的主張言外之意是無法避免的。處境化（Contextualize）－使用從伊斯蘭敬拜和文化方式而來的這個和那個元素，你將開始在宣教中成功。事實上，這種方法很膚淺，並沒有處理對穆斯林非常重要的神學問題。因為，無論我們如何將福音處境化，絆腳石仍然存在：根據伊斯蘭的基本原則－不需要而且從未有救贖。對古蘭經的真主的教義照顧到他們所承認對寬恕的需求。安拉既是拉赫曼（Rahman）（普慈的主或至仁的主）又是拉希姆（Raheem）（特慈的主或至慈的主）。他寬恕罪，並不需要依賴彌賽亞的死。

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伊斯蘭文化完全受到穆斯林信仰的影響。不可能使兩者分離。對穆斯林宣教的困難是真實存在的，並與我們一起存在了十四個世紀。在這段歷史的晚期，把我們的重點從神學上轉移到文化上的這個建議，是與一個長期存在的基督教傳統分道揚鑣的。此外，它提供了一個虛假的希望：以為一旦處境化的「神奇（magic）」被付諸行動，那麼成功就是有保證的！

現在我們準備從聖經的角度看一些新福音派宣教學者的主要觀點－就是説，基督教在穆斯林當中宣教已經失敗是因為缺乏適當的文化方法。

III－聖經角度

只是當我們從聖經的角度看新福音派的現代的處境化運動（contextualization movement）時，我們就變得很驚慌。它沒有考慮新約時代按聖經處理教會宣教的主要觀點。此外，在閱讀處境化運動的文獻時，注意到世界基督教協進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對神學的影響。正如人能看得出世界基督教協進會的教導和聲明的折衷，也看得出在新宣教學的支持者中有同樣的事－就是更多強調「道成肉身（incarnational）」的神學，更少強調佈道和宣講。人們更多關注的是次級問題，諸如敬拜形式、齋戒和洗禮的時間，而不是真切渴望了解伊斯蘭的真正本質和聖經中對穆斯林宣教的指引。正如本文如前所述，這個新方法的精神關乎的不是聖經，而是人類文化學這新學科。

在本論文的第三部分中，我計畫談到兩段對穆斯林宣教有著巨大影響的主要聖經經文：羅馬書10章與哥林多前書1和2章。羅馬書10章中，保羅論述了舊約中神的子民未能達成他們使命的主要原因。「他們向神有熱心，但不是按著真知識。因為不知道神的義，想要立自己的義，就不服神的義了。」（羅馬書10：2）

保羅並不否認舊約中所揭示的一般原則：「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著」（利未記18：5）。保羅時代的猶太人相信，他們按照律法的要求行事就能得救。穆斯林相信，當他們按照伊斯蘭教法（法律）生活時，真主就喜悅他們。保羅並不否認利未記18：5中所揭示的真理，但是他教導說，沒有人可以通過行律法而得救。神已經揭示了與人類墮落狀態相應的另一種拯救方式。保羅並沒有使其神學化，好像沒有救贖的教義被啟示出來。相反，他詳細引用了申命記30章。摩西指出，義藉著神的恩典賜給悔改的罪人。現今獲得這種恩賜的工具和方法就是神拯救的道。

保羅將「出於信心的義」擬人化，寫道：「你不要心裡說，誰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領下基督來。誰要下到陰間去呢？就是要領基督從死裡上來。他到底怎麼說呢？他說，這道離你不遠，正在你口裡，在你心裡。就是我們所傳信主的道。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羅馬書10：6－9）。

從保羅這些話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把重點放在內容和宣告上。通過教會這種活動，神拯救的道就如此的接近聽眾，正如他們的心和口貼近他們一樣。當然，拯救的道必須是特有的，必須被相信和被宣告。保羅在本章給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關於宣教活動的教導。他在第17節經文中向羅馬人總結了他信中這一段的教導：「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羅馬書10：17）保羅在此處處理的，是通常被稱為我們得救的工具之因（instrumental cause）。得救的信心－不管聽者的文化背景如何－來到一個耶穌基督被宣告的氛圍中。這不是意味著誇大使徒或福音傳達者的角色。這僅僅是神安排的在全地和在所有的文化中跨時代的宣教方式。

當我們提到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和2章中的教導時，我們看到對宣告的教義（doctrine of proclamation）也同樣得到重視。保羅做使徒和牧者的工作並糾正教義的錯誤時，他呼籲哥林多教會回到信仰的基本原則上。他陳述他的論點時既有否定又有肯定。「基督差遣我，原不是為施洗，乃是為傳福音。並不用智慧的言語，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哥林多前書1：17）

保羅在第1和2章餘下的章節中闡述了這一論點，同樣強調了宣告的內容及與福音信息相符的適當的方法。他改信後的日常很簡單：傳講基督的十字架。為什麼保羅同樣關注福音「和」方法呢？他意識到福音的內容：耶穌基督和他被釘十字架，「需要一種將一切榮耀歸給三位一體神而不是歸給人的方法。皈依者必須以神的能力為基礎，而不是以人的智慧為基礎。」

保羅以熱切的方式教導我們，當基督教信仰被傳播時，捍衛基督教信仰的完整性是重要的。為了使聽眾更容易接受福音，他必定被誘惑過去妥協。他很清楚地知道，希臘人的基本假設排除了對基督復活這個關鍵教義的任何信仰。此外，猶太傳統不能容忍任何關於被釘十字架彌賽亞的教導。但保羅沒有妥協。他是這樣寫的：「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哥林多前書1：18）

當我們把這些話應用到穆斯林世界的情況時，我們必須認識到，十字架的道理對穆罕默德的追隨者來說是愚蠢的。十字架的信息在古蘭經和其教義都是被拒絕的。根據伊斯蘭，安拉（真主）沒有也不允許彌賽亞被猶太人殺死。但我們必須認識到，歷史上穆斯林並不總是完全符合他們信仰的教義。由於遜尼派（正統）伊斯蘭的律法主義，令到許多人用蘇非派（Sufism）（神秘主義）的方式尋求真主的平安。另外，苦難與救贖在什葉派穆斯林心目中並不陌生。我們在宣教工作也不應該忘記，穆斯林從來都不確定在審判日他們與造物主的地位。我們在向他們介紹福音以及我們在穆斯林當中做工詳細闡述宣教原則時，也要考慮到這些因素。但是，我們必須毫不妥協宣告十字架的根本原因，就是神已經命定它成為恩典的方法，以拯救所有相信釘十字架和復活的彌賽亞的人。

當我們深思哥林多前書前兩章時，我們也注意到，保羅所處理的問題是：人依靠自己的智慧在世上找出路終會徹底失敗。「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神的智慧了」（哥林多前書1：21）。使徒這一教導的意義是巨大的。在神的主權特徵中，他已註定，所有試圖憑自己方法尋找他的人終必尋不到他；他們不能尋到，終必失敗，因為人的心完全被罪惡所籠罩。神所命定的救贖之道，乃是透過傳福音。在今天的時代，對話變得非常符合時尚，人們用各種各樣的噱頭帶人皈依，保羅這種對宣告的高度重視也許聽起來有些不恰當。然而保羅的話很清楚：神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我們不能避開十字架的話語的冒犯。為了使我們的福音成為穆斯林所要求我們的讓他們可接受的處境化，是無異於無條件的投降。這麼多的宣教學者，在對穆斯林的宣教上揚著處境化的旗子，若他們以為伊斯蘭的追隨者會接受基督教的宣教者變得伊斯蘭化以外的任何結果，這是相當天真的！

保羅關心的，是必須完全忠實於所領受的福音。他的心思集中在信息上。這並不意味著他忽視了今天所謂的跨文化交流。作為地中海世界的一個本地人，保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都感到自如。他講這些人的語言，不僅傳達福音的信息，而在傳達信息時也表達他自己本身。他對甚麼人，就像甚麼人，為要多得人。但他在基要上從不妥協。他所關心的事，都是指向神的。正如他在哥林多前書第二章中所說：「弟兄們，從前我到你們那裡去，並沒有用高言大智對你們宣傳神的奧秘。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我在你們那裡，又軟弱，又懼怕，又甚戰兢。我說的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乃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哥林多前書2：1－5）

保羅談到的信仰不僅僅是關於彌賽亞的正統或使徒的教導，它同樣也是聖靈所喚起和塑造的個人信仰。這就是為什麼人的工具或途徑不被保羅所強調的原因。他希望歸信者的信仰不是基於人的智慧，而是基於神的能力。對使徒保羅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主題，他不斷討論正確方法的至關重要。「在任何有關宣教的教導中，必須保持聖靈的獨特作用。」除非和直到神的靈觸動那些聆聽福音之人的心，宣教士的話才會結果子。正如保羅所說：「並且我們講說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因為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才能看透。」 （哥林多前書2：13－14）

不必再說，使徒保羅在結束他關於這信息和傳這信息的適當方法的重要性時，特別強調聖靈的獨特角色。唯有聖靈開始人的皈依。不管任何人的文化或種族背景如何，無論我們如何努力將福音傳講給他或她，聖靈的工作仍是他或她的皈依所不可缺少的。

今天，全世界教會的宣教就在十字路口。不同於20世紀初，當時人們很容易區分自由主義和持守聖經信仰和傳統的宣教士，我們這個時代的這些路線相當模糊。解放論者（Liberationists）引用聖經來重新詮釋救贖的意義以及給他們的意識形態穿上福音的外衣。特別關注伊斯蘭中的挑戰的新福音派宣教者，急於強調他們不想與歷史悠久的基督教傳統分道揚鑣。然而，我們從歷史、神學、和聖經的角度來考察他們的主張，表明他們對在穆斯林中成功宣教的規劃藍圖無法經得起考驗。如果我們跟隨他們的腳步，我們就沒有對古代教會或特別是過去兩個世紀新教宣教時期宣教士的巨大遺產表現忠心。

最後，我願進一步提出以下幾點意見：

1. 只要基督教延續在歷史悠久的使徒傳統中，也就是強調以傳講神的道為中心，基督徒對穆斯林的宣教就有著光明的未來。

1. 穆斯林世界的現狀是獨一無二的。以往其民眾思想脫離世界潮流，但自1800年以來，這情況逐步結束，所以穆斯林世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因此，基督教信息對它的影響是獨特的。

1. 大眾傳媒的出現，給穆斯林世界從未聽到過福音救贖信息的許多地方帶去了福音。年輕的穆斯林非常渴望了解基督教聖經的內容。這為我們展現基督的聲稱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1. 西方散居的穆斯林為宣教工作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會。穆斯林的存在的情況獨特，既不是作為征服者，也不是作為被征服者，而是作為外來工人、學生和移民，是歷史上不曾出現過的一種現象。

1. 閱讀那些思想開放的作者所寫的穆斯林著作，以及那些對福音作回應的聽眾來信，表明主在藉著他的話語和聖靈進行感動。他在穆斯林人群中製造饑渴，這是一個只有在真正福音中才能找到的信息。我們的希望再次點燃，我們相信對穆斯林宣教最好的日子就擺在我們面前。穆斯林將通過基督徒的見證和通過傳講耶穌基督及他的十字架而皈依。

尾注

1. Stott, John R., Coote, Robert, ed., 「腳踏實地：基督教與文化研究（Down to Earth: Studies in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Eerdmans, Grand Rapids, MI, 1980），1頁[]

2. 「阿拉伯裔美国人」（American-Arab Affairs），1983年春，Number 4，155頁 []

3.  Op. cit., Stott, p. viii. []

這篇文章翻譯自Bassam Madany的在線文章：「Re-Thinking Missions Today」

https://www.prca.org/prtj/nov95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