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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對基督徒如何在羅馬瘟疫期間拯救生命並且傳福音
泰勒•奧尼爾（TYLER O'NEIL）（HTTPS://PJMEDIA.COM/COLUMNIST/TYLER-O-NEIL/）
2020年3月17日
亞實突（Ashdod）的非利士人遭受瘟疫襲擊。里斯本國家古代藝術博物館（Lisbon National Museum of Ancient Art）。攝影：丹尼爾•維拉弗雷拉（Daniel Villafruela）。
今天面對冠狀病毒的基督徒最好能牢記，早期教會的無私之愛是如何在當時的世界中傳福音的，那是一個比當今世界更加敵視耶穌的信息的時代。基督教在遭受逼迫的情況下仍能廣傳有多種原因，但曾在兩次情況下，基督教在致命的瘟疫中得以延續—因為基督徒冒著生命危險來拯救他人。
有兩次歷史性的瘟疫曾致使羅馬帝國生靈塗炭：安東尼瘟疫（Antonine Plague）（公元165—180年）和賽普勒斯瘟疫（Cyprian Plague）（公元249—262年）。錯略估計瘟疫殺死了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人口，甚至擊殺了多位君主【瑪律克•奧列里烏斯（Marcus Aurelius）、霍斯蒂利安（Hostilian）、克勞狄二世哥特庫斯（Claudius II Gothicus）】，並蹂躪了整個帝國。就像今天的冠狀病毒一樣，恐慌的蔓延是因為社會大眾對這種疾病並不了解。
正如社會學家羅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在《基督教的勝利：耶穌運動如何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有中文譯本名為《社會學家筆下的基督教史》）（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 How the Jesus Movement Became the World's Largest Religion）
中指出的那樣，基督徒對待瘟疫的反應與他們的異教徒鄰居們截然不同。
「在第一次瘟疫期間，著名的古希臘醫師蓋倫（Galen）逃往他位於羅馬的鄉村田莊，他一直呆在那裡，直到危險平息為止。但是對於那些無法逃離的人們，他們典型的應對措施是避免與患病者接觸，因為人們的普遍理解是，那種疾病具有傳染性。於是，只要他們身上出現第一個症狀，受害者常常被扔到街頭，死者和垂死者堆積如山。」斯塔克寫道。
狄奧尼修斯（Dionysius）主教講述了在賽普勒斯瘟疫期間埃及亞歷山大港發生的事件：「在疾病爆發的初期，他們[異教徒]將患者推開，並逃離了他們最親愛的人，在他們死前將他們扔在路上，把他們沒有掩埋的屍體當作泥土，希望藉此避免致命疾病的蔓延和傳染。」
然而，基督徒卻在試圖幫助病人，甚至冒著自己的生命危險。正如迦太基的主教居普良（Cyprian）所說：「盡管這種蹈節死義沒有做出其他的貢獻，但對於基督徒和神的僕人來說，卻尤其成就了這一點，那就是在我們學習不要懼怕死亡的同時，我們已然開始歡喜地尋求殉難之道。」
「他們無視危險，照管病人，竭盡所能照料他們的每一個需要，在基督裡服侍他們，與他們一起在安詳喜樂中度過此生；因為他們被其他人感染了這種疾病，使自己患上了他們鄰居的疾病，並欣然自樂地接受他們的痛苦。」狄奧尼修斯回憶起他的基督徒同伴。「許多人在護理和治癒他人時，將他們的死亡轉移到自己身上，並死以代之…【那種死亡】從各方面來看，都等同於殉道。」
即使是基本的關懷，也很有可能會大大降低死亡率。正如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在《瘟疫與人民》（Plagues and Peoples）中指出的那樣，即使是「非常初級的護理也將大大降低死亡率。例如，僅僅是提供食物和水，將使那些暫時身體太過虛弱而無法照料自己的人康復，而不會痛苦地死去。」斯塔克認為，基督徒對病人的照料會使死亡數降低多達三分之二是完全合理的。
這個基督徒的善舉不僅挽救了生命—還傳了福音。歷史學家長期以來一直在努力理解，在耶穌升天之後一小撮基督徒的行為—根據使徒行傳其數位被定為120到5000之間—最終超過了羅馬帝國（估計人口為6000萬）所有其他的信仰。
根據史料來源的估計，斯塔克發現，從公元40年的1000名基督徒成長到公元350年的3300萬名基督徒，要求每十年的增長率為40％。盡管這種增長在當時的基督徒和後來的歷史學家看來都是神蹟，但也可以通過社交網路的擴展來解釋。
當基督徒在瘟疫期間冒著他們的生命危險幫助異教徒鄰居時，發生了兩件事。沒有接觸過基督教的異教徒更有可能會死去，接受了基督徒善舉的異教徒則更有可能會活下來—並與拯救他們性命的基督徒建立關係。從死亡中被拯救出來的異教徒可能與拯救他的基督徒成為朋友，而他很可能在瘟疫中失去了他之前的朋友。通過拯救異教徒，基督徒不僅展示了耶穌的愛，還傳播了社會影響力。
公元第二、三世紀的基督徒過著反文化的生活方式。他們之所以脫穎而出，是因為他們拒絕向（被視為神的）羅馬皇帝獻祭，而他們之所以與眾不同，是因為他們照顧病人和孤兒寡婦。他們挽救了被拋棄瀕臨死地的孩子（https://pjmedia.com/faith/2017/05/09/no-new-york-times-christianitys-opposition-to-abortion-is-anything-but-new/）（一種墮胎/殺嬰的早期形式），並且他們建立了最早的一批醫院（https://www.amazon.com/Christianity-Changed-World-Alvin-Schmidt/dp/0310264499/pjmedia-20）。
當早期的基督徒在瘟疫期間冒著生命危險拯救異教徒時，他們活出了耶穌基督的教導，同時提供了具體的證據表明他們的生命已經被仁愛慈善的聖靈改變。他們的犧牲是對周圍人的見證，並有助於通過擴大他們的社交網路來傳福音。
今天的基督徒應該採用同樣的仁愛慈善精神，盡管在實踐中看起來可能完全不同。社交距離有助於限制冠狀病毒的傳播，而基督徒應該重視他人的生命，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舒適感和社交機遇。
基督徒也可以在這個困難時期支持慈善企業從事神的工作。基督教慈善機構撒瑪利亞救援會（Samaritan's Purse）於3月17日向意大利空運了一家野戰醫院（https://www.samaritanspurse.org/article/samaritans-purse-airlifts-field-hospital-to-italy/）和其他補給品，以幫助該國不堪重負的衛生系統對冠狀病毒患者進行護理。撒瑪利亞救援會的DC-8飛機搭載了大約20噸的醫療設備，一間為冠狀病毒患者搭建的呼吸系統監護室，包括醫生、護士和呼吸系統專家在內的32名賑災人員，這些人員將在意大利停留至少一個月。
「我們將去意大利向遭受苦難的人們提供救生服務。」慈善機構總裁佛蘭克林•格雷厄姆（Franklin Graham，葛福臨）在一份聲明中說：「全國各地都充滿恐懼和恐慌，但我們相信神在掌管一切。我們繼續為受這場全球健康危機影響的每個人以及我們的做出相應的醫療隊禱告。」
愛德華•格雷厄姆（Edward Graham）是佛蘭克林•格雷厄姆最小的兒子，也是撒瑪利亞救援會項目中心副總裁的助理，他簡明扼要地說：「醫藥對福音具有天然的吸引力。」
並非每個基督徒都有能力或者應該起身飛往意大利去幫助應對這場危機—在你自己的家中和社區中也會有工作要做。但是，全世界的基督徒應該以與早期教會同樣的精神盡其所能提供幫助。仁愛慈善的舉動可以獲得福音的巨大豐收。
泰勒•奧尼爾（Tyler O'Neil）是《讓仇恨付出代價：南方反貧窮法律中心的腐敗》（Making Hate Pay: The Corruption of the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https://www.amazon.com/Making-Hate-Pay-Corruption-Southern/dp/1642934399/pjmedia-20）一書的作者。在推特上關注他，@Tyler2Oneil。
這篇文章翻譯自Tyler O'Neil的在線文章「How Early Christians Saved Lives and Spread the Gospel During Roman Plag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