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百利·賽義德·雷諾茲（GABRIEL SAID REYNOLDS）

Variant readings: The Birmingham Qur’an in the Context of Debate on Islamic Origin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7 Aug, 2015, 14-15

2015年7月22日，BBC（英國廣播公司）在網站上發佈了一篇題為「伯明罕大學發現『最古老』古蘭經殘卷」的文章，在學者與穆斯林信士當中均引起了同樣大的轟動。這篇文章的核心內容是－上星期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LS）上提到的一則新聞－即，阿爾巴·費德利（Alba Fedeli）所研究的現藏於伯明罕大學圖書館的兩張古蘭經抄本經碳元素測定法判定可以追溯到公元568年－645年（碳元素測定法只能劃定年代的範圍，不能判斷精確日期）。文章中引用了幾位學者與穆斯林首領的話，他們承認這次發現揭示了一些與伊斯蘭起源有關的極重要內容。大英博物館抄本研究專家穆罕默德·伊薩·韋利（Muhammad Isa Waley）聲稱，這一新聞會讓穆斯林們「歡喜」。伯明罕大學基督教與伊斯蘭專業教授大衛·湯瑪斯（David Thomas）解釋說，不管這份抄本的作者是誰，他可能「親自聽過先知穆罕默德的講道」，並堅稱這份抄本的年代判定證明了古蘭經「經歷的改動很少甚至幾乎沒有」。

然而，BBC的這篇文章－與紐約時報（也在2015年7月22日）晚些時候發佈的那篇文章一樣－忽略了關於這份古蘭經抄本年代判定的最重要的一點（這份抄本只包括第18，19與20章的部份）。伊斯蘭傳統稱，穆罕默德在公元610年他40歲時至公元632年他去世之間的時間，從天神吉卜利里（加百列，Gabriel）接受啟示。但根據伊斯蘭傳統，他並沒有寫下這些啟示。他的宣告僅保存在不同的殘片上（一部傳統提到棕櫚葉，羊皮紙與駱駝的肩胛骨），或是由他同伴撰寫，存有不同版本。到了奧斯曼（Uthman）（先知穆罕默德之後的第三任哈里發，或繼任者）統治期間（公元644-656），大約公元650年，一版「正式」的古蘭經文本才被記錄下來。根據一部著名的伊斯蘭傳統，奧斯曼讓一個委員會編匯其古蘭經「正典」，並燒毀了所有其他版本：「奧斯曼給每個穆斯林省送去一份他們的抄本，並下令將所有其他古蘭經文獻，不管是零碎的抄本還是完整的抄本，一概焚毀。」

大多數傳統穆斯林學者認為奧斯曼版本的古蘭經是可靠的，盡管存在著一些有意思的傳統，根據這些傳統記載，穆罕默德的一些同伴抵抗哈里發的命令，尤其是庫法城的一個叫伊本·馬蘇德（Ibn Masud）的人（據說此人因為熟知古蘭經受到先知稱讚）。而且，很多早期的什葉派學者對奧斯曼版的古蘭經的可靠性表示懷疑（從什葉派的角度看來，奧斯曼篡奪了本應屬於阿里（Ali）的伊斯蘭領袖地位）。

然而，伯明罕抄本年代久遠（568－645）－顯然早於奧斯曼統治時期－給傳統故事提出了質疑。伯明罕抄本並不像是一個零碎的記錄，也不像不知怎樣從哈里發的焚毀令中倖存下來的某個同伴保留的其他版本。它像是穆斯林歸功於奧斯曼的古蘭經正典。換言之，伯明罕抄本的年份不僅僅是早，而是太早了。關於此抄本的新聞不該令人欣喜，而該讓人抓破頭皮。

伯明罕大學館藏的一部分以赫加文（Hijazi script）古蘭經抄本。經牛津大學放射性碳年代測定專家稱該皮卷屬於568至645年間

而且，伯明罕抄本的極早年代（可能早於穆罕默德開始講道的時間）似乎證實了其他抄本年代更為久遠。1972年對也門薩那大清真寺天花板修繕過程中發現的一批抄本中有一本罕見的古蘭經複寫皮卷－即擦去原本抄錄的經文再在上面覆寫新經文的抄本。一對德國夫妻格爾德·普恩與伊莉莎白·普恩（Gerd and Elisabeth Puin），倫敦伊斯瑪儀研究院的阿斯馬·希拉利（Asma Hilali）以及斯坦福大學的貝赫納姆·薩德吉（Behnam Sadeghi）先後都對這一複寫皮卷做了分析。利用X光顯影技術，薩德吉使得幾頁抄本上的較下層經文（即原來的經文）得以呈現。這些學者的發現令人驚訝：早期的古蘭經經文與標準的輔音形式版本的古蘭經的經文之間存在大量差異。

在此說明，重要的是，古代古蘭經抄本常常不會寫出所有母音字母，而僅有一個阿拉伯語輔音字母構成的基本框架。後來的抄本給古蘭經的輔音「骨架」加上不同批註來標明母音與輔音。實際上，在伊斯蘭歷史的大部分時間內，針對古蘭經各類版本的公開討論層出不窮。這一局面在二十世紀早期才發生了改變。1924年，埃及教育部組織的一個組委會編訂了一本古蘭經供全國使用（並把其他版本扔進尼羅河裡）。這個埃及版本（在1924年後期曾作少量修訂，並在1936年再次修訂，這年正值國王法魯克（King Farouk）在位第一年，因此被稱為法魯克王古蘭經）如今成為了古蘭經正典。今天這一版本流傳如此之廣，似乎讓人推斷古蘭經從未存在過不同版本。然而這只能反映埃及這一舉措的成功，並不能說明古蘭經成文的歷史。

不管怎樣，盡管古蘭經不同版本的歷史已經是學術界長久以來討論的話題，人們一直認為至少古蘭經的輔音框架從未經歷過改動。薩那複寫皮卷之前，在其他早期抄本的那個框架未見明顯的差異。換句話說，古蘭經文本的基本形式被認為大體上是保存得完整的。但幾乎可以肯定是已知最古老古蘭經抄本的薩那抄本中，卻出現了包括字眼完全不同的一些差異，差異的數量驚人，篇章（或稱suras）也以不同順序呈現。

使這一發現更加令人興奮的是對這份抄本的年代測定。薩德吉將複寫皮卷的樣本送去做放射性碳年代測定（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一家實驗室進行），結果顯示該羊皮紙的年代有75.1%的機率早於646年。雖然碳年代測定只能估計動物被殺做成羊皮紙的時間，而不是文本的寫作時間，但是相信這兩者間隔的時間應該不會太長（理論上測定抄本上墨蹟的年代是可能的，但是要避免污損羊皮紙，獲取足夠多的墨蹟很難）。薩德吉在斯坦福的同事烏維·伯格曼（Uwe Bergmann）之前在其他地方表示，這份抄本的年代很可能在穆罕默德在世時期。

與此同時，這同一份抄本的兩張殘頁被一個研究早期阿拉伯語的法國學者克利斯蒂安·羅賓（Christian Robin）送去法國里昂的一個實驗室進行年代測定。結果顯示，這份抄本的年代甚至更加久遠：一張殘頁屬於543至643年間，另一張則屬於433至599年間。社交媒體上對此有很多討論。一些學者認為，這些年代實在是太早了，一定是鑒定工作出了問題，但隨後對抄本另外的殘頁進行的測試（結果還未發表）同樣顯示年代久遠。無論如何，伯明罕測試結果表明里昂實驗室的鑒定工作並無紕漏。有趣的是，里昂實驗室鑒定的第一個年代範圍（543－643）與（牛津實驗室鑒定的）伯明罕抄本的年代範圍（568－645）非常接近。

薩那抄本與如今的古蘭經差異如此多，可能會讓人認為它是在奧斯曼焚毀的所有版本中遺留下來的古代殘本。但問題在於，這份抄本的差異之處與中世紀文獻中同伴記錄的抄本並不一致。薩德吉辯稱，這一定是某個不知名同伴的抄本。這個觀點十分有趣，但是毫無依據。目前我們只知道，最早的古蘭經抄本與今天廣泛使用的正典內容上有差異。

但是我們也應該記住，羊皮紙的碳年代測定這一技術並不準確（針對不同殘片得出的估計年代跨度極大，從這點就可以看出）。比如說，針對在庫姆蘭（Qumran）地區發現的死海古卷做的碳14年代測定一直以來都飽受學者爭議，古卷的年代區間確實非常大。再例如，在庫姆蘭被發現的著名以賽亞古卷測定出的年代（可能性為95%）就是要麼在公元前351－295年，要麼在公元前230－53年（或者根據另外一個實驗室的結果，在公元前351至296年，或公元前203－48年）。

因此，死海古卷的年代範圍在好幾百年間（即使這樣，很多學者都認為文字斷代－即根據書寫形式斷代－比碳年代測定更可靠）。此外，死海古卷的年代測定被認為可能比古蘭經抄本年代測定更準確，因為來自古卷的很多不同樣本的殘片－甚至來自庫姆蘭發現的其他材料的樣本－都經過了檢測。這讓科學家們能夠校對、調整他們的測量方法，使之更加準確。像這樣的校準對於古蘭經抄本還不可能，我們甚至都不確定抄本的具體出土位置（伯明罕抄本可能曾一度位於埃及福斯塔特（Fustat），但這並不代表它的寫作地點在那裡）。

無論如何，鑒於伯明罕抄本的極早年代，可以看出薩那抄本的年代之早很有意思。所給出的伯明罕抄本的幾乎所有年代區間都在奧斯曼上任之前，而大部分早於伊斯蘭傳統記載的穆罕默德開始佈道的時間。這實在是令人詫異，因為伯明罕抄本的內容看起來已經比較成熟。薩那複寫皮卷的底層文本與伯明罕抄本文本之間共同存在一些特徵－比如篇章之間的分隔符號，標出輔音的一些破折號）－可能表明這是較晚時期的書寫方式（這意味著我們很可能會發現更早更原始的古蘭經抄本）。然而，伯明罕抄本在很大程度上跟古蘭經正典是一致的。或者換句話說，它似乎代表了古蘭經發展史上較晚期的作品。有人可能會說，根據我們自認為「知道」的有關古蘭經起源的傳統故事，伯明罕抄本可能屬於所測定年代範圍（644-656）的末期，這樣一來正好就處於奧斯曼時期了（644－656）。或者，該是時候重新思考一下那些我們自以為是的知識了。

所有這些久遠年代的結論是古蘭經可能要早於奧斯曼時期，可能要早得多。也許是時候該重新思考古蘭經起源的故事了，包括記錄穆罕默德生涯的伊斯蘭傳統的年代。換言之，那些令觀察家們歡呼的關於伊斯蘭起源傳統故事的證據（紐約時報文章稱抄本「一時間啟發了全球16億穆斯林，令大家團結」）。如果仔細考慮起來，實際上可能證明了伊斯蘭起源的故事並非我們的想像。

不管怎樣，這些抄本極其久遠的年代幫助學者們理清了一些困惑他們已久的關於早期伊斯蘭的問題。古蘭經中的很多地方都讓人很難理解。比如說，有二十九章的開頭都是一串互不相關的字母，而那些字母的來源與意思到現在都還是一個謎（因此他們被稱為「神秘字母」）。再例如：古蘭經中的兩段（2：62與5：69）提到一群被稱為薩比教徒（Sabi’un，或譯拜星教徒）的人，他們似乎也被承諾進天堂（跟與「信道者」－即猶太教徒與基督教徒－一起）。但是，沒有人確切地知道這些拜星教徒是誰。事實上，我們發現，穆斯林學者，甚至是早期的穆斯林學者，都不知道「神秘字母」的含義，也不知道這些拜星教徒的身份。換句話說，當文本傳到他們手上的時候，這些東西的含義就已經丟失了。

這些古蘭經抄本的早期年代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以上的問題（雖然我們無法直接從中知道「神秘字母」或者薩比教徒的含義）。似乎當古蘭經傳到這些早期的學者手上的時候（他們在八世紀後半頁開始寫作）就是非常古老的文本了，當時的人們已經無法完全理解它的內容。邁克爾·庫克（Michael Cook）就曾在他的作品《古蘭經初探》（The Kora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2000)）中的結尾部分提出過這個假設。現在，古蘭經的歷史看來比我們想像的更古老，這個假設似乎比以前更加合理了。

這篇文章翻譯自GABRIEL SAID REYNOLDS的在綫文章「Variant readings: The Birmingham Qur’an in the Context of Debate on Islamic Origin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7 Aug, 2015, 14-15」

https://www.academia.edu/25775465/Variant_readings_The_Birmingham_Qur_an_in_the_Context_of_Debate_on_Islamic_Origins_Times_Literary_Supplement_7_Aug_2015_14-15?auto=download&campaign=weekly_dig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