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e F. Sabra

我是中東某國公民，也是基督徒；阿拉伯之春運動席捲全中東，在此想談談區內基督徒當前困境－與盼望。文章分四部分：一，中東基督徒的境況；二，所謂阿拉伯之春運動的性質；三，宗教是了解中東之關鍵；四，今天在中東的基督徒宣教應集中於哪些事情。

中東基督徒

中東不少基督徒社群人口都不斷減少，主要因為移民、出生率低，在部分地區受迫害。該區不少國家是明明白白地歧視基督徒，將之邊緣化（甚至以此為政策，據之立法）。

觀 乎中東基督徒目前實際情況與相關統計數據，並一路以來的發展趨勢，必須承認，前景可謂相當黯淡。近年基督徒群體人數驟減，情況令人警惕。借鑒歷史可 見，13世紀晚期十字軍東征結束後，中東基督徒在伊斯蘭王朝管治下受盡嚴重的迫害與殘酷的虐待，尤其馬穆魯克王朝時期，從那時起近東的基督徒人數驟減，影 響力也大不如前。

至奧圖曼帝國在16世紀初取代沃土彎月及埃及，基督徒佔區內人口6至7%。奧圖曼時期長達400年，至20世紀初才結束， 對基督徒群體而言，這可算是穩定時期。奧圖曼政府官方認可基督教各種宗派，給予一定程度的自治權，且予國家保護。至1914年，當時帝國已是強弩之末，第 一次世界大戰亦如箭在弦，當時中東基督徒約佔區內人口20至25%。

今天21世紀初，沃土彎月與埃及的基督徒約佔區內人口6至7%。[2]人數大降有幾個原因，其中最主要是基督徒群體出生率低，且不斷有大規模移民國外。社會學家指，自19世紀中期，中東基督徒走了三分一，主要移居西方。

阿拉伯之春

按過去並目前情況看來，前景似亦未見光明。始料不到的是，2010年12月爆發阿拉伯之春運動，在好幾個阿拉伯國家，運動持續至今，這可會帶來改變？區內基督徒之境況會否因而改善？

誠然，阿拉伯世界正發生大改變，情況令人興奮。多國有示威遊行，志士處處起義，爭取真正改變。多處示威運動對區內基督徒大概有三方面影響。

第 一，各處起義主要是謀求改變，爭取民主自由，想推翻獨裁體制與政治壓迫。突尼斯、埃及、敘利亞、利比亞、也門、巴林等各國阿拉伯人都希望擺脫國家壓制，吸 一口自由空氣！示威者當然也反貪腐，有其他社會訴求，但一般認為社會種種問題都源於獨裁體制壓迫，沒有民主所致。因此他們最想要自由，不是要麵包；以民 主、人權為先。如此訴求對區內所有人都有好處，尤其少數群體，包括各國的基督徒。

第二，抗議和示威，不再用許多阿拉伯國家過去五十年的政治 街頭運動慣用的政治口號－諸如反西方、反帝國主義、反錫安主義等；當然此類口號也非完全絕跡，卻不再成為主要動力。事實上，不少地方如利比亞甚至請西方介 入協助。在敘利亞，反對派亦直接爭取美國、歐洲及北大西洋公約支持，不僅在政治上，也請求給予軍事支持，甚至要求西方直接出兵介入。這非常重要，因為一直 以來，中東人總懷疑區內基督徒親西方，所以每當西方國家有任何親以色列或反阿拉伯舉措，基督徒就要遭殃。但今日中東衝突主要是穆斯林對穆斯林－乃是穆斯林 人民對抗穆斯林領袖，甚或更具破壞力的情況是－穆斯林遜尼派對抗什葉派；而遜尼派－什葉派的衝突對基督徒的威脅甚於前者，可以令區內基督徒滅族。

第 三，大多數運動所波及國家，無論人民是成功推翻舊制（如突尼斯、利比亞、也門和埃及）或是失敗（如敘利亞、巴林），其伊斯蘭政體都鎮壓過伊斯蘭主義者運 動，甚至加以迫害。各類薩拉菲教派（salafi）、反叛教者派別（takfiri），還有極端伊斯蘭組織都曾受政權壓迫，或最少遭嚴密監控；相關政權如 伊拉克的薩達姆‧侯賽因、埃及的穆巴拉克、突尼斯的本‧阿里、也門的薩里（Saleh），敘利亞的阿薩德（包括父子二人），還有利比亞的卡達菲等等。在這 些國家生活的基督徒要非親政府，以免受極端伊斯蘭主義者襲擊，或覺得改朝換代對他們沒有好處，因為某程度上，固有政權確保他們的存在、保其安全，甚至可以 安居樂業。尤其在少數派統治多數派的國家（伊拉克、敘利亞），政權往往視基督徒為盟友。當這些國家人民起義，帶頭爭取自由的，正包括伊斯蘭主義者；這令區 內基督徒不禁懷疑，尤其他們真的是為所有人－包括基督徒少數派－爭取民主和自由，或是將國家推向更極端的伊斯蘭社會與政體？

借鑒伊拉克，可 知情況不妙。自2003年美國攻打伊拉克至今，獨裁政權雖然倒台，但這些年內國內有逾60家教會受襲，逾千基督徒被殺，超過一半基督徒逃往別國。[3]在 埃及，自穆斯林兄弟會連同薩拉菲派在2011年大選獲勝後，當地基督徒常擔驚受怕；及後穆斯林兄弟會倒台，基督徒的情況也未見改善。自從伊斯蘭主義者的總 統穆爾西倒台後，埃及有42家教會受襲，72家教會焚毀或遭搶掠，許多基督徒被殺。其實令穆爾西倒台的並非基督徒，主要是埃及穆斯林軍人，現在卻由基督徒 來付代價。從敘利亞局勢亦可見，無論敘利亞以內或是整個阿拉伯區域內的基督徒可說是前景堪虞。自2011年政治抗議運動開始後，敘利亞有40家教會受損或 完全被毀，逾千基督徒被殺，兩位著名主教遭綁架，數十萬基督徒逃走到敘利亞國內其它地方以致國外。

中東基督徒在這場運動中既看不見「春天」，我們要怪他們嗎？

宗教－了解中東的關鍵

明 顯地，今日中東基督徒正面臨嚴峻挑戰。阿拉伯之春的結果證明，伊斯蘭正強勢回歸。這可會為中東帶來新形勢，造就宣教的新環境？似乎不然。類似情況早已有 之，現在不過以另一種形式出現。在中東地區，構成身分認同、鼓勵民心的大題目必然是宗教。許多人卻忽略此現實，尤其西方政客、制訂政策者，和史學家。

中東之精神在乎宗教。黎巴嫩哲學家、外交家Charles Malik（1906－87）這樣形容：

這 片土地（近東）的人民心靈並沒有造出科學、哲學、美學或自治政學。最偉大的科學、最偉大的哲學、最偉大的藝術與最偉大的政治形式在其他地方成熟，沒有人會 到近東來學這些，讚嘆其偉大…近東地方無此類屬世成就，惟天國風潮為其所留，天門向之敞開。雖然近東並未造出科學、哲學與藝術，卻蒙大恩可以造出真主－但 願說此話不至褻瀆真主－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真主選擇在這裡彰顯自己，透過這片土地上人民的苦難和歷史而顯現。[4]

分析中東問題，若只集中看政治、社會及經濟因素，建議的解決方法若只依賴政治、社會及經濟因素，就是失卻重點。當然，這幾個向度也重要、有幫助，但若沒抓住最主要的宗教因素，實難以明解中東。

中 東基督徒面對最基本問題，最真實、巨大之挑戰，在乎該區之宗教特質。問題不在於那裡除基督教以外還有其他宗教，也不在於不時出現的宗教狂熱主義（強硬的宗 教原教旨主義）；卻在乎不同而多元的宗教及宗教群體對彼此的觀感，他們之間的關係，如何共處，如何與當權者溝通聯繫－換言之，在乎其世界觀能否與別人共 存。

中東基督徒群體是十分多元的。歷史上，群體各有根源，經驗各異；教義不一，文化也不同。習不同禮儀，政治場景也不一樣，有不同觀點，屬 於不同社會階層。中東的所有基督徒與所有教會縱然在宗教與政治範疇有許多分歧，卻有個共通點，令他們團結一起－就是自七世紀以來都受各種形式的伊斯蘭管 轄，他們的命運、已與伊斯蘭的發展密不可分。我認為這是中東基督徒最關鍵的挑戰。容我再引述Malik的話，早在1950年代他已預言宗教復興和伊斯蘭主 義：「最重要的是，無論全中東發展如何，伊斯蘭發展如何…問題不僅關乎穆斯林，卻關乎全世界。因為伊斯蘭是世界的一股強大力量，世界必仰賴其發展…對近東 基督徒而言這更為關鍵。某程度上，伊斯蘭的命運與他們唇齒相依。」[5]Kenneth Cragg於1990年代撰《阿拉伯基督徒》（The Arab Christian）也有同樣說法，他總結說，中東基督徒的未來「必須由伊斯蘭來定義」。[6]

中東地區的伊斯蘭何去何從？這問題是基督 徒所面對挑戰之關鍵。[7]我固然知道，今天伊斯蘭教並非統一現象，其面貌多元，穆斯林社會與國家並非一個模樣的。但毋庸置疑，過去14世紀以來全中東一 直在伊斯蘭這把大傘子下生活，而復興的伊斯蘭正以某種形式、在多個國家與社會取得政治與社會勢力，尤其近年經歷重大轉變的國家。這引申出伊斯蘭正要面對的 幾個問題。

• 伊斯蘭目前的發展方向，是否能讓非穆斯林少數群體在伊斯蘭大多數的社會內生存，享有平等待遇？

• 伊斯蘭可發展出某種形式的政教分離嗎？換言之，伊斯蘭社會可會有真正改變？

• 伊斯蘭社會能否接受思想自由，而不僅是敬拜或奉宗教習俗的自由，令不同信仰（不僅宗教信仰）人士可以共存，同為平等公民，有平等權利？

• 伊斯蘭社會與國家可會容讓所有國民自由改變信仰？思想自由若不受尊重，社會就無法開放，無法彼此接納。

• 伊斯蘭是否發展至能真的從根本上自我批評？是否願意讓信眾批評、討論其身分之定義、其傳統，甚至聖者？

• 伊斯蘭視其教義為真主最終、最完全啟示，以七世紀的經書作為立法指標，規限生活各方面；是否要堅持這種看法？

• 改革和更新社會的時候，是否仍然高舉從前，視創教之初為政治、社會與經濟之理想楷模？

今 天部分伊斯蘭國家已有改變，重大變革已然展開。結果難以逆料，而到目前為止，伊斯蘭社會內非穆斯林群體的前景未見樂觀。運動起首雖以爭取自由、改革與民主 為號召，但後來大都被伊斯蘭主義勢力佔據－有說騎刧了，循此路向，似乎看不見伊斯蘭正朝著新方向發展。突尼斯和埃及尤其如是，敘利亞情況亦大同小異。目前 中東似乎再次興起宗教狂熱，社會與政治更營伊斯蘭化，原教旨主義運動更愈演愈烈，種種跡象顯示，當地基督徒前景並不理想。

此情況若在伊斯蘭 諸國持續，又不認真解決上述種種問題，中東基督徒及其使命可謂前景堪虞。基督徒在穆斯林中間生活，過去雖也有過安居樂業的時候，甚至在歷史上部分時段，穆 斯林對基督徒之寛容接納，更勝歐洲基督徒對待少數族裔（如猶太人及其他），但光寛容不夠。若不處理上述問題，就表示區內基督徒繼續像過往十多個世紀以來般 犧牲流血，直至某天基督徒不再存在，僅為史家與考古學家的研究。誠然，中東地區基督徒非常關心生存問題，甚至可說到了沉迷的地步；基督徒天天面對的是存活 問題，談使命似乎太奢侈。但中東基督徒眼光實在應該放遠點，不要只想存活。每次我遇見中東基督徒一個勁兒只談生存，或是發現自己有這種想法，都會想起耶穌 的話：「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馬可福音8：35）實在令人汗顏。

今日中東基督徒使命

面 對當前形勢，中東基督徒該如何思考使命與前途問題？在上述環境下，基督徒有何使命？首先要釐清這是誰的使命，是普世基督徒向中東的使命，或是中東基督徒的 使命？若是指前者，則必須說，前往該區工作的西方宣教士還未學懂歷史教訓，他們只想令穆斯林改皈，卻完全忽略當地基督徒的需要與角色；甚至只視中東基督徒 為另一宣教禾場。我不是說19世紀的宣教是錯的，而是說，應該從以前的經驗汲取教訓。

宣教士的目的，往往只是向近東的非基督徒－包括穆斯林 與猶太人－傳福音。但外國宣教士不久即發現，原來區內也有基督徒，而要向當地非基督徒（主要為穆斯林）傳道是非常困難的。近東世界在伊斯蘭奧圖曼帝國統治 下，使穆斯林改皈是犯法的（今天中東國家仍是這樣，除了黎巴嫩）。在這裡傳福音，令穆斯林改皈，必須長期作戰，而且吃力不討好，成果也不彰。於是沒多久新 教宣教士就決定改變目標，致力復興東方基督徒，主要以各派別東正教會為對象，使他們向穆斯林鄰里傳福音。此時宣教目的不為造就新的新教群體，卻是復興存在 已久的東方教會。美國宣教士花了約四分一個世紀時間，刻意不建立新教會，只做派發聖經、更新信徒的工作。結果令「更新了」的東方基督徒走向新教，不能再留 在固有的東方教會傳統內。1846年後，宣教政策轉變，容許宣教士再建立新教群體組織，與既有的東方教會並存。[8]

上述簡短的對中東宣教 的描述教我們甚麼功課，與阿拉伯之春運動中的使命問題又有何關係？我認為其中一點很重要：從前宣教士改變策略，從令穆斯林改皈，轉而復興東方基督徒，令當 地基督徒去做宣教士的工作；這做法並非倒退、也不失敗。外國宣教士無意之中摸著了好方法，中東的情況亦一再證實－你必須透過當地基督徒，才能接觸穆斯林與 伊斯蘭。西方許多基督徒群體與宣教組織都察覺這點，卻並非人人會意。有經驗的人都知道，若是越過近東基督徒，連簡單地與伊斯蘭對話都是徒勞的；但當地基督 徒早已在穆斯林當中和統治下生活數世紀，他們一直與穆斯林共處，有不少可貴經驗與貢獻。但歷代以來西方宣教士浪潮（包括今日的）是否學懂了、並接受這點？ 我看未必，而這也給近東基督徒造成問題。還幸早已學會功課的宣教士已意識到這情況，知道必須支持區內基督徒，與他們合作，不能忽略他們。

事 實上，正當目前阿拉伯之春運動興起之際，宣教工作亦只能由區內基督徒來做。基督徒所領受使命，無論昨天、今天、明天都一樣－就是見證神的愛，見證耶穌基督 道成肉身的生命、教導與命定。今日中東基督徒的使命，就是繼續傳神愛世人的福音，而方法，就是把這福音活出來。在中東這個使命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在伊斯 蘭的未來一事上爭取發言權。阿拉伯之春運動既以伊斯蘭復興為特點，中東基督徒的挑戰與使命，就是如何在這股風潮中擔當一定角色，卻又不至與穆斯林為敵。也 就是說，在阿拉伯與伊斯蘭社會這股變革風潮中，中東基督徒該如何成為鄰里的伙伴；不要作顛覆、可疑勢力，乃要在各方面成為穆斯林的合作伙伴，以改善民生。 正如Malik所言：

伊斯蘭不僅是宗教，卻是全貌。因此，對近東基督徒來說，穆斯林文化，無論阿拉伯的、土耳其的或是波斯的，其實也是他們的文化。他們［基督徒］一直以來與穆斯林兄弟同負公民、經濟、政治與知識責任，因此必然關注這共同傳統的發展。[9]

中 東基督徒蒙召，要與溫和派穆斯林合作，一起改革伊斯蘭。這在歷史上可有先例？有！想想新教宣教士在中東與阿拉伯社會－尤其黎巴嫩－曾有過的事業。19世紀 最後的二十五年，美國流行自由派神學與社會福音，部分宣教士受其影響，開始改變純粹傳福音的工作模式，參與各類活動，成功創造出與穆斯林多數人口溝通的共 同點，在部分地方如黎巴嫩，有助形塑較溫和、具啟蒙時代氣色的伊斯蘭。當時所謂自由派或文化新教主義實際上開了不少穆斯林眼界，教他們更開通、寛容、接納 別人，能與基督徒和平共處，這種轉變也倒過來改變他們自己的宗教觀。宣教工作的人文與自由派的向度實在不容小覷，更不能認為這等於出賣福音；必須兩者並 行，互相補足。我們今天的挑戰，正在乎如何尋求和加強與伊斯蘭和穆斯林合作，令大家不要再處於敵對關係。

總言之，愚以為中東地區以外基督徒的適當任務和角色，是支持區內基督徒，幫助他們完成使命。中東基督徒蒙召，是要在伊斯蘭世界作「鹽」；而普世基督教蒙召，是要確保當地不缺「鹽」。[10]

注

[1] 本文原為筆者於2013年12月6日在美國康乃迪克州新哈芬巿（New Haven）海外事工研究中心講課內容。

[2] 2012年，埃及、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約旦、以色列與伊拉克地區總人口為1億6千萬，當中估計約1,000萬至1,300萬是基督徒。

[3] 此處及以下數據參Reza Aslan, "The Christian Exodus: The Disastrous Campaign to Rid the Middle East of Christianity,"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11,2013。

[4] Charles Habib Malik, ed., God and Man in Contemporary Christian Thought: Proceedings of the Philosophy Symposium Held at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April 27-30, 1967 (Beirut: American Univ. of Beirut, 1970), xxxii.

[5] Charles Malik, "The Near East: The Search for Truth," Foreign Affairs 30 (1952): 255.

[6] Kenneth Cragg, The Arab Christians: A History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Mowbray, 1992), 280.

[7] 本部分主要參考筆者未出版文章：〈近東基督徒情況〉（"The Situation of Christians in the Near East"），是2009年4月24日於德國黑森邦新教會周年會議（Evangelische Kirche in Hessen und Nassau）演說內容。

[8] 政策改變的故事參Habib Badr, "Mission to 'Nominal Christians': The Policy and Practice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Ph.D. diss.,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1992) 。

[9] Malik, "The Near East," 255.

[10] 相關做法如，支持以社會改革為目標、歷史悠久的公民會社與基督教機構、教會、基督教大學、神學院等。

作者簡介：George F. Sabra，黎巴嫩貝魯特近東神學院長，系統神學教授。電郵：gfsabra@inco.com.lb。

這篇文章翻譯自George F. Sabra的在線文章「Christian Mission in the Wake of the Arab Spring｣

http://www.thefreelibrary.com/Christian+mission+in+the+wake+of+the+Arab+Spring.-a0375581816